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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简介
大藏经,又称一切经、藏经等。为佛教典籍之总集,是将佛教圣典之经藏(梵Sūtrānta-pi?aka,巴Sutta-pi?aka)、律藏(梵Vinaya-pi?aka,巴同)、论藏(梵Abhidharma-pi?aka,巴Abhidhamma-pi?aka)等三藏(梵Trī?i Pi?akāni,巴Tī?i Pi?akāni)。
「大藏经」一词,不见于印度或我国最早期之记载。自南北朝以来至隋唐时代,有「众经」、「三藏」、「三宝记」、「法宝」、「释教」、「内典」,「一切经」等名称。指包含三藏等之诸佛教经典。亦即以经、律、论三藏为中心之佛教典籍之总集。至北宋年间由宋太祖敕命(钦定)纂集之一切经。于开宝4年开雕,大宗太平兴国8年(公元983年),历13年而完成;即所谓的雕版的「开宝大藏经」;为最具影响的「大藏经」。此藏经,传入高丽、日本、交趾、西夏、女真各地,影响颇巨。
大藏经之原典,原本有梵语、巴利语2种。汉文、藏文有译自梵语原典者,满文、西夏文有译自汉译典籍者,蒙文有译自藏译典籍。日文藏经出于汉译经典、现今之日文、英文有译自巴利语藏经者等。现今流传之佛典,从语文上可分为:巴利文、梵文、藏文、汉文、日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西洋文等数种。巴利大藏经、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三系是现存主要的大藏经,其同一体系的内容与数量虽有差异,但汉译因其固有的「目录学」而自成一格。
【汉译大藏经】
佛教各系之传译经典中,以汉译大藏经翻译流传最早,部帙亦最庞大,起自后汉,迄于元代,系由梵语、巴利语、胡语等译出。最早期之经典翻译,以东汉桓帝建和2年(公元148年)至洛阳之安(安息国人)世高为代表,主要翻译小乘经典,内容多偏重于习禅法门。桓帝末年之时,支娄迦谶(大月支人)亦至洛阳,主要翻译大乘经典。经典翻译之初,多零简断篇,所译亦不成体系,翻译之文体亦未确立;亦仅是各自单行书写流传。至苻秦道安(314?-385),始将译经加以搜集分类,编成目录,此即《综理众经目录》共收经典639部886卷,为我国第一部之佛典目录。其后,僧佑、宝唱等亦撰各经录以增补之。迄隋唐,译经事业更盛,其中以僧佑之出三藏记集、法经等之众经目录、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道宣之大唐内典录、智升之开元释教录等为最著。又于上举各种经录之中,以《开元释教录》收录最称完备、记述正确、分类合宜,而受到各时代学者之重视,其分类法亦为开宝藏以降大多数之藏经所沿用。
汉文大藏经,在隋唐之世即有纂集,然其时未有印刷术,凡有编集,皆赖书写,直至宋代,始有刊本。而汉文大藏经之刊印,以宋太祖于蜀之成都雕刻(木版印刷)全部大藏经为嚆矢(开始),此即官版蜀版开宝藏。此后,藏经印刻之事业陆续兴起。
宋(开宝藏、契丹藏、金藏、碛沙藏)、元、明(南、北藏)、清(龙藏、频伽藏)各有藏经。民国45年(公元1956年)开始编行的《中华大藏经》,以至民国72年陆续出刊的《佛光大藏经》等。
【汉文大藏经的编目与价值】
自佛典的结集[ [1] ]的经典,即具备经、律、论三藏之型态。为其编目之始。晋?道安法师有《综理众经目录》编目以年代为序,有失译经典,俾后人补正。且严定真伪,令学者知所去取。北朝北魏李廓的《魏众经目录》,始将大、小乘加以分判。而北魏,己将佛典称为「一切经」,(南朝?梁则名之为「大藏经」。至隋代「一切经」与「大藏经」二名己甚普遍。自隋至唐初,而一切经之内容大抵定型。唐代之佛典又有「内典」(如道宣?《大唐内典录》)、「释教」(如智升《开元释教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尤称善本目录,对后代佛教目录学影响甚巨。是依经、律、论而编目的。且分菩萨三藏(即「大乘」)、声闻三藏(即「小乘」)下各分经、律、论。而大乘三藏下又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外重译、单译等。且对佛典之真、伪加以甄别,足见其编目的态度之严谨。此为后世藏经的典范。道安法师于《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以为:「开元录踵内典录之成规,而组织更加严密,资料更加充实,在斯学中,兹为极轨。」「极具权威之巨著。 」后至北宋的的开宝[[2] ] 大藏经,大约为5000卷。其编目都上承唐代的型式编目及卷数。及印就分赠邻国如女真(金藏)、西夏(契丹藏)、高丽(高丽藏)、日本、交趾(今越南)等。此藏经对后世尤其日本影响至巨。
至明?智旭《阅藏知津》之编目:除经、律、论各分大小乘外,别立杂藏之目:包括各宗(如台宗、禅宗、贤首、慈恩、律宗、密宗)、忏仪、传记、护教、音义等。又在大乘下以天台宗的「五时」编目: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论藏」下分:「释经论」(解释经义为主,如《大智度论》为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宗经论」(遵某经之宗旨而加发挥:如《中论》是依《阿含经》、《般若经》要义为主而作论)、诸论释。其后,「频伽藏」大抵以此格式为主,而另加日本各宗。至其他日本的
至日本(明治年间)「缩刷印藏」(仿《阅藏知津》之编目)及「卍字正续藏经」,(昭和年间)「大正新修大藏经」等,大抵不出此一格局。不过另辟「中国撰述部」、「印度撰述部」及「日本撰述部」。
至有关大藏经的编目,即今所谓「目录学」,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3] ]认为佛家目录学优胜于一般目录之书,并罗列五点:
一、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
二、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
三、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
四、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书佚于何时。
五、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着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性。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佑、法经、(费)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七)略》、班(固汉书艺文)《汉书艺文志》、阮(孝绪)《(七)录》之太简、太朴素,且痛后此踵(接着)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撝必更有进可断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