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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 成长经历
一、颠簸的求学路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少小离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并于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任继愈后来写道“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
二、毛泽东让他研究宗教 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期间，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询问任，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
回京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建制，任继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驳倒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即宗教”的观点，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
他穷其一生研究个体和群体。他喜欢使用“群体认识论”这个词语。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认为：“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三、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在写作、授课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由他任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才陆续出齐。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任继愈 – 生平简介
1916年4月15日出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长沙。此时正值暑假，就读于北大哲学系马上要升入四年级的任继愈，在家乡山东平原县从报纸上看到学校师生到长沙报到的消息，直接赶赴长沙。三校合并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云南昆明。
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随后，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先生。
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
1956年晋升为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找任继愈谈话，询问有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北大应加强宗教研究。
1961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本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中国各大学大多采用了这部教材。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1964至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送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患下了眼疾。
“文革”结束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带着眼疾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任继愈在宗教研究所一呆便是20余年。
1985年起，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7年，任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2005年，任继愈先生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改任名誉馆长。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 – 名人轶事
三个斋名
对于年逾九旬的著名学者任继愈来说，他所使用过的书斋，既是半个多世纪国事变化的映照，也是其刻苦治学、潜心探索的历程记录。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任继愈，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于是，在市区翠湖边一条小巷里，面对西山的三层小楼上，有了一间斗室作为生活、治学的书斋。那里原为陈寅恪先生所住，因陈先生远赴英国讲学，校方就安排任继愈搬了进来，而且一住就是七八年。房间不大，且比较简陋，但在当时情况下，任继愈感到很满足了。他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西山的朝晖夕阴，岫云出没，读书倦了，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许多。那时生活穷，物价涨，“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读了不少书。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在此，他写下“潜斋笔记”多卷，记录了自己学习、思考的成果。
解放后，任继愈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当时，政治清明，环境宽松，他在自己的一间书斋里，收藏古籍，专心研究。但，也许是感觉与时代风尚不太吻合吧，他没有给书斋起名字。及至“文革”浩劫，知识分子不遑宁处，他更无布置书斋的雅趣了。此后，忆起那段动乱岁月，任继愈不无苦涩地说，那时候无所谓书斋，因为通信地址是北大中关园宿舍，如今，取其谐音可称“中关虚舍”，因为有一半的时光虚度了。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中关园搬到市中心区的任继愈，有了条件很不错的书斋，研究、教学也硕果累累，但因年事已高，目疾日重，遵医嘱，适量工作，以治疗保护为主，他又将书斋改名为“眼科病房”了。
任继愈 – 学术贡献
一、中国哲学史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佛教哲学思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三、儒教即宗教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即宗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即宗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四、古籍整理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五、无神论思想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任继愈 – 作品集
专著
《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
《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老子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
《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
《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
《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老子绎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主编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增订本）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
《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论文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文史哲》1955年04期）
从“内经”看中医的理论基础（ 《江西中医药》1956年06期）
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 《科学通报》1956年10期）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 《历史教学》1956年10期）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 《哲学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时代天文学和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04期）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 《哲学研究》1959年07期）
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0年02期）
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2期；《哲学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简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学术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4期）
庄子探源之四——“后期庄学”（内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学术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3期）
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学术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哲学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6期）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学术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哲学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05期）
中国文化的特点（《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道家与道教（《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禅宗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五台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学术研究》1991年01期）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哲学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哲学研究》1992年01期）
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哲学史》1993年03期）
弘忍与禅宗（ 《佛学研究》1994年01期）
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齐鲁学刊》1994年06期）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齐鲁学刊》1996年02期）
老学源流（《寻根》1996年02期）
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中国哲学史》1997年01期）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齐文化的产生和研究齐文化的意义（《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郭店竹简与楚文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01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贽的悲剧结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01期）
宗教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和现状（ 《中国宗教》2001年02期）
谈谈孝道（ 《人民日报》2001年7月24日）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五台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一，2004年）
无神论教育与科教兴国——2003年11月28日在中国无神论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01期）
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29日）
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 《北京日报》2004年2月23日）
现代文明与宗教对话（《中国宗教》2004年12期）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7日）
再谈儒家和儒教（《北京日报》2007年3月12日）
再谈儒学（ 《中国文化报》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读后
序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哲学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晋阳学刊》1984年05期）
《五台山古诗选注》序（《五台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国佛性论》序（《哲学研究》1988年06期）
《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学研究》1989年11期）
《阴符经素书释义》序（《中国道教》1992年03期）
《苏轼禅诗研究》序（《佛学研究》1995年01期）
《中国儒教史》序（《中国哲学史》1997年04期）
《惠能评传》序（《中国哲学史》1999年03期）
《汤用彤全集》序二（《中国哲学史》2001年02期）
《十六国帝王列传》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对中国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国儒教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2月1日）
随笔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1988年）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
任继愈 – 书法欣赏
任继愈 – 人物评价
有好调侃人士戏称：88岁的任继愈是“国宝”级人物，这句话里面既含有对他的敬意，也有对他性格中夹杂着可爱的一种尊称。不少人羡慕他坐拥书城，饱读天下华章，他却说：“我读的书再多，也比不上图书馆的书多。”
任继愈先生为学严谨，为人高尚。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使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乱讲。他把君子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
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棵独立挺拔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中国学术的独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学者。
任继愈 – 荣誉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古籍整理 任继愈 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国道教史》 任继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道藏提要》 任继愈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任继愈获“杰出校友奖”
任继愈 – 追悼
人民网北京7月12日电（记者从国家图书馆治丧办公室获悉，截至7月12日晚6时，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徐才厚、李瑞环、李岚清、吴官正、陈至立、马凯、孟建柱、孙家正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不同方式向国家图书馆转达对任继愈先生辞世的深切哀悼，委托国家图书馆向任老亲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
国图灵堂开放至15日告别式17日在八宝山举行
任老的灵堂将开放至15日，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7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位于国家图书馆的任继愈悼念灵堂，已向公众开放。
任继愈 – 低调任继愈
记者采访了任继愈先生的儿子任重、学生谢冕，以及国图副馆长张志清。他们回忆起任老，提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低调”。
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日常生活，任老都十分低调，不爱张扬。
留下“三不”要求告别式简单
“父亲生前交代过几件事：第一，不出全集；第二，不过生日；第三，过世后不用进行很隆重的告别式。”任继愈的儿子任重昨日告诉本报记者说，父亲为人处世低调。
任重说，父亲认为，人做这些事就会让别人说违心的话。比如过生日时，别人会说“长命百岁”，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据记者了解，在任继愈90岁高寿时，他的学生想为他做寿，但是他不愿意，最后只是进行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研讨会。当时，他的学生没有一个写文章捧他。
任重说，当了18年国家图书馆馆长的父亲在卸任时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任继愈当时说：“我想了半天也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给图书馆玻璃的门上贴了个条，省得大家撞到玻璃上，这可能就是我做的工作。”
不挂虚名迷糊中还记挂工作
“任先生在病中时，我们去北京医院看他，他已神志不清，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只有‘图书馆’三字，反复说了几遍，我和同事们都听懂了。”任继愈生前是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他的离去令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悲痛不已。
在张志清等国图人的眼中，任老年逾九十，为人平和，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上一直都是十分低调，而且坚决不“凑热闹”。
古文献整理和揭示是任继愈晚年潜心从事的大事业。
张志清回忆说，从《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到《中华大典》的编纂，再到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中华再造善本》和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任先生都亲自过问，有些亲自担纲编纂重任。
“任先生的办公室里堆着很多本子，在学术研究上，他绝对不会说去虚挂一个主编的名，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写的全是他想通的，绝对不会去凑热闹。”张志清说。
任重也告诉记者，父亲不挂虚名，生前非常勤奋，多年以来坚持每日4时起床工作。
据其介绍，任继愈先生住院前还在编他那几本书（如《中华大典》）和写《中华大藏经（下编）》的序。《中华大典》大概有7亿字，目前已经完成一多半。
“《中华大藏经（下编）》这一部要比第一部的规模大一倍，第一部是107卷。这些都刚开始，那阵我父亲的精神状态还比较好。最后半个月父亲的身体就很不好了，住院的最后九天已经深度昏迷。”任重说。
穿着朴素不太爱出头露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是任先生的学生。任先生留给谢冕的最深印象是，任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任先生在文学、哲学特别是宗教学方面都很精通，但从来不表露自己。
“他和季羡林先生（注：与任先生同日逝世）都代表着北大精神：非常低调，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太爱出头露面，但是他们关心的却是天下大事。”谢冕说。 (文/记者郝洪捷摄/记者林晖)
任继愈 – 那些逝去的大师
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季羡林相继辞世。
有人说，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且让我们追忆那些逝去的大师，他们大都诞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也都在我们的面前渐渐远去……
王元化（1920-2008）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与另一位学界泰斗钱钟书，被称为“北钱南王”。
张中行（1909-2006）著名学者、散文家，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遍及文史、佛学、哲学诸多领域，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三人被称为“民末四老”。
巴金（1904-2005）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雾》、《雨》、《电》；《家》、《春》、《秋》。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其博士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张岱年（1909-2004）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5-1936年写成的50万字《中国哲学大纲》，至今仍是大学哲学专业的必读参考书。
金克木（1912-2000）文学家、翻译家、学者。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英语、法语、德语。
钱钟书（1910-1998）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管锥编》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冯友兰（1895-1990）著名哲学家。1931年和1934年，其《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成为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他撰写《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沈从文（1902-1988）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朱光潜（1897-1986）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顾颉刚（1893-1980）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记者周萌)
任继愈 – 语录
●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
●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 喜欢斯宾诺莎的“为真理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
● 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