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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动乱始于北方瘟疫流行。黄巾起义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张角等人宣称能用“符水、咒语”为穷人治病,进而传授太平道,抓住了穷人的心理,于184年3月在河北地区掀起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让东汉政府焦头烂额,汉灵帝派皇甫嵩、朱儁、卢植分兵三路讨伐,经过8个多月的时间,将起义军主力镇压。下曲阳(河北晋州)一战,皇甫嵩将10多万黄巾军斩首,筑成“京观塔”。
起义虽然被镇压,但瘟疫并未制止。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不少北方人流入江东、荆州、益州和交州等地,将瘟疫扩散至南方地区。整个建安年间,瘟疫有数次大规模爆发,不少我们熟知的人物因为感染瘟疫而亡。
比如曹操的儿子曹冲、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人、东吴大将甘宁、吕蒙、刘表之子刘琦、曹魏大将张辽等人。
曹植在《说疫气》中描绘了当时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丕也感叹道“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疫疠多起,士人掉落。”
医学家张仲景对此有更为直接的感受,他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一大家子二百多人,在不到十年间因瘟疫损失了三分之二。东汉末年瘟疫之流行可见一斑。
除瘟疫外,东汉末年还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造成大规模饥荒。193年,曹操和吕布大战于濮阳,却因蝗灾过境、粮草不继而被迫休战“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关中地区的饥荒尤为严重。李傕、郭汜在长安击败吕布、王允后发生火并,当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曹魏将领王忠是当时的亲历者,他为了活命不得不吃人“三辅乱,忠饥乏噉人。”后来曹丕把路边的骷髅挂在王忠的马鞍上,以此讥笑王忠在关中吃人求生的经历“五官将知忠尝噉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頉间髑髅系着忠马鞍,以为欢笑。”
更甚者,关中地区还出现了专门吃人的贼寇,挨家挨户抓人充饥。《魏略·勇侠传》中记载了鲍出救母的故事,当时“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鲍出悲愤地说“有母而使贼贯其手,将去煮啖之,用活何为?”然后独自追击,砍杀十多名贼寇,将母亲解救。
为解决军粮问题,当时的军阀是想尽了办法。程昱不得不在粮食中夹杂人肉干作为补充。而河北袁绍则“仰食桑椹”,淮南袁术则“取给蒲蠃”,当时只要是能吃的都拿来吃了。鉴于饥荒的影响,曹操于196年兴办屯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粮食问题,这也是曹操能够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瘟疫、饥荒和无休止的战乱造成了东汉末年人口的大量损失,从6000万降至2000多万。面对累累白骨,曹操写下了《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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