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 。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
马文升(1426年)说:“我太祖高皇帝应天眷命,扫逐胡元,统一寰宇,凡四夷来贡者不拒,未来者不强。其于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驭夷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承大统,开拓疆宇,始招来四夷,而西域入贡者尤盛。”
首先,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 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 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 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 ,“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
西域的土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以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诰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碙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以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直。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一)哈密 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佥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贴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
永乐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赍敕往哈密抚谕,且许以马入中国市场 。哈密安克贴木儿遣人贡马,朱棣命“分别等第”,“计直给赏”,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市易”,并“约束军民勿侵扰之” 。
永乐二年六月,封安克贴木儿为忠顺王,安克贴木儿乃元肃王忽纳失里之弟,忽纳失里卒,嗣为肃王。安克贴木儿遣使来朝请锡爵。朱棣说:“前代王爵不足再论,但今取其能归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可也。” 遂遣指挥使霍阿鲁秃等赍敕封为忠顺王。这样,哈密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正式进入明朝版图。这是直接与北元争夺哈密的斗争。安克贴木儿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 。可见鞑靼势力仍在向西域渗透。朱棣命脱脱嗣位。脱脱为安克贴木儿兄子,于洪武二十四年宋晟讨哈密时俘入中国 。朱棣即位“求得之”,“抚养甚至”,永乐元年送还故地。脱脱嗣立,使哈密与朝廷的关系更密切了。脱脱曾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脱脱为“朝廷所立”,降敕切责其“不顾礼法”,“不知有朝廷” 。哈密显然受到朝廷的管辖。
永乐四年三月丁巳,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筹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充任。王府官之设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另外,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縻卫所不同 。这既说明朝廷对哈密的重视,又说明其实际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永乐五年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挥法都剌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 朝廷的法令、诏书都要在哈密颁行 ,几同内地郡属。脱脱死后,永乐九年封免力贴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说:“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虚名,而我享实利者也。” 虽非尽借“虚名”,而明实享其利。明人称哈密为“诸番领袖” 。其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 ,“译文具闻乃发” 。另外,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瓦剌达子在其北百里” ,明朝控制哈密,“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 ,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西番罕东、毕里诸卫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朱元璋曾颁《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诸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著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
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们承认了明朝的统辖权,便“赏赐名分”,“依旧本地里快活”,否则便出兵征讨。
洪武年间逐渐在撒里维吾儿之地设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废,二十九年复立)、阿端(八年置,后废)、曲先(后并入安定卫)、罕东(三十年立)诸卫。亦曾一度据有赤斤蒙古,并与沙洲通好。
永乐中,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恢复了曲先卫(三年)、阿端卫(四年),新立了沙州卫、 赤斤蒙古卫(二年置千户所,八年置卫) 。
(三)别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土鲁番、撒马儿罕诸部,这些部族都与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贡的关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酋长织金文绮。遣使■诏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并赐之■币。黑的儿火者,元氏之苗裔也” 。着眼于争取“元氏苗裔”,以固边陲。
撒马儿罕在诸部之西,即当时帖木儿大帝国主帐所在。以其主帖木儿为元朝驸马,明人称之为驸马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已定中亚,威德正隆,“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在小。明朝派给事中傅安以威胁利诱说降天山南北,到撒马儿罕为其所拘 。帖木儿令人导傅安遍历诸国数万里山川以夸耀其国之广大 。帖木儿勾结故元宗室完者秃(本雅失里)欲图东进。朱元璋怕元朝所留于凉州的大量回回与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归撒马儿罕千二百人 。永乐三年帖木儿与完者秃合谋率二十万大军东征。朱棣闻讯令甘肃总兵官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 。第二年,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帖木儿帝国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孙哈烈嗣王,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王,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 。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与故元残余势力的斗争。
明朝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永乐八年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踞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说:“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 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 。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乐五年,沙迷查干使节来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 。永乐十四年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 。因而,“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
洪武时期,故元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永乐十一年,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杨荣还言:“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中国。彼小丑当自来归。”朱棣从其言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朱元璋曾遣使谕别失八里曰:“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使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 。这种片面的傲慢的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来者,推诚待之”。朱元璋听说西域产一马甚异,就派使者索取。其酋长靳惜,不得已,乃阴伤其足来献 。图小利以失人心,不足效法。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笼络人心之效。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 。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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