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独树一帜,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破坏力极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贯穿于其始终。其中,更是发生了几次
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起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元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建国以来,这些农民起
义被官方史学界,认为是正义与进步的化身,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他们很大程度忽略了这些所谓起义的巨大破坏性,每当它们爆发,华夏大地都要面临一次人口大灭绝。秦汉农民战
争后,人口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绿林赤眉起义后,人口同样减少了三分之二;黄巾起义后,东汉5700多万人口,更是十不存一。其流毒之广,破坏力之强,不禁让人侧目。在世界上,中国
农民以其勤劳、温和以及强大的忍耐性而闻名,然而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形成了数十万,甚至于上百万人规模的大起义呢?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统一”,可能是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重大原因。那么统一,到底会给大规模农民起义造成何种便利呢?本文将一一为大家道来。
统一帝国的“群聚”现象加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
对于大规模农民起义来说,群体性的聚集是最为主要的形成要素之一。在大规模的群体中,谣言、负面情绪以及邪教思想很容易得到快速传播,有时候只需一匹夫振臂一呼,就会有千万人响
应。在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不受控制的群聚都严加戒备。在周厉王时期,为了防止国人串联作乱,更是在街道上密布秘密警察,随时抓捕相互交头接耳者。这使得人民相遇,只能道路以目
。到了后世,三人以上的聚会往往要报备官府。婚丧嫁娶的宴饮如果不报备,不能随意举行。到了现代,政府仍对游行、结社等群聚活动,严加控制。
在统一帝国建立之前,人民被人为的割裂,不可能实现全国性的串联,所以暴动仅仅限于一国或者一地。比如楚国的“庄矫暴郢”事件,并没有扩散到其他诸侯国。然而,当统一帝国建立后
,人民大规模的群聚成为了可能。统一帝国的群聚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性群聚,另一种是自发性群聚。
行政性群聚,多发生于大规模戍边、基础建设和救灾活动之中。统一帝国建立后,国防、基础建设以及救灾需求大大提升,政府不得不组织大量人民进行这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大量
聚集,有时候多达数十万。而以当时的生产力,又不足使政府具有驾驭这么多人力的能力。在管理上很容易出现漏洞,瘟疫、饥饿、过劳死在戍卒、民夫之中横行,因此邪教、谣言以及负面
情绪就更容易传播了。戍卒手中有武器,民夫手中有工具,加上庞大的数量,一场大规模起义就发生了。
以陈胜吴广起义为案例。在统一帝国建立前,作为楚人的陈胜吴广远在南方,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匈奴以及长城为何物。如今要他们背井离乡,去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屯戍,肯定会心生不满。
在这种不满的情绪下,不安定分子陈胜的谣言就很有市场。当时,陈胜以及九百名戍卒被大雨阻止在大泽乡,眼看就要失期。陈胜利用戍卒们对于秦法的不熟悉,散布“失期当斩”的谣言。
而实际上按照秦律,失期不过只是罚没一个盾牌而已,远不至于判处死刑;而且一下子处死九百人,很明显不现实。当戍卒们出现恐慌后,陈胜吴广不失时机地开始装神弄鬼,用迷信蛊惑戍
卒。比如将写有“陈胜王”的布条塞进鱼的体内,再比如在戍卒们休息地附近学狐狸叫,不断地呼喊“陈胜王,大楚兴”。谣言引发了戍卒们造反的念头,迷信思想坚定了戍卒们造反的决心
,于是席卷全国的大泽乡起义就爆发了。
因为群聚容易生乱,专制政府对于大规模基础建设可谓是慎之又慎。到了元末,黄河发生大规模洪灾,许多大臣都不主张救灾,就是这个原因。当元朝政府决定救灾后,民工们果然受到“石
人一只眼”的蛊惑,发动大规模的起义。
自发性群聚,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邪教的横行。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少为宗教而打响,但是却也少不了宗教。中国的统一,为邪教教主们流窜全国提供了方便,实现了大串联。例如黄巾起义,
教主张角布道于全国,获得了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支持。张角趁势将教众分为三十六方,遍布于全国,在同一天发动大规模起义。一个月内,黄巾起义的战火遍布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
事。如果在分封时代,这样全国性的大串联是不可想象的。
统一时代的流官制度加重人民的剥削
中国的统一,造就了一个具有庞大面积的大帝国。为了有效统治这个广大区域,并防止封建领主的割据,历朝历代大多使用郡县制,派遣有任期的流官到地方进行治理。为了防止流官在地方
作乱,中央制订了严格的回避制度,也就是说官员不得在故乡任职。这个制度严格到什么地步呢?乾隆年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于是吏部推出了顺天籍官员张廷泰补缺。但在乾隆帝
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因加询问”,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到福建任职。
这样的制度虽然避免了流官割据一方,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流官非封建领主,治理的地方并不是自己所有的领地,他们只是所在地人民的“牧”,而不是“主”。所以地方治理的好
不好,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并不是广大流官们所关心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没有大过就好,所以很容易出现人浮于事的状态。更有甚者,流官们还会与当地豪强沆瀣一气,疯狂地贪污
受贿,残害人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绝非虚言。
在秦朝以后,历代政府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往往采取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意在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通过集腋成裘的手段,从地方抽取巨大的财富。这样的政策既富了国家,也减
轻了人民负担。在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领主们对手下农奴的剥削率要远高于中国。有些领主收取的租税,甚至达到了农民收成的六成。但是农奴是领主们的财产,注定了他们不会将农奴
往死里逼。但是对于中国的流官们来说,逼死个把农民是毫无压力的,强占农民的田地是可行的,甚至像强盗一样抢劫商旅也可以做到。例如西晋巨富石崇,他的巨额财富居然是通过在荆州
当地方官,抢掠商人所得。
在五代,官员对于人们的盘剥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后唐冯贽的《云仙杂记·拔丁钱》记载:“官员赵在礼之在宋州,贪污受贿,害苦了百姓。后来他被朝廷外派他地,百姓欣然相贺,都说:
‘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结果赵在礼听到了,大为愤怒,立即上表求在宋州继任一年。赵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仅在一年的时间就获
钱百万。”
在专制时代,循吏清官往往是少数,这些人被万古传颂。多的就是贪官污吏,受到层层剥削,人民又如何会不反抗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人民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甚至
并不是与中央政府矛盾,而是与官僚阶级的矛盾。在官逼民反后,起义参加者不仅是农民,地主同样也会参与,而且往往还是带头人。他们打出的旗号往往不是抢班夺权,而是要反贪官。就
如李自成所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也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意思。
统一帝国造就了流贼的猖獗
中国农民起义军,往往有另一个称号–流贼。中国面积广大,给流动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当一个地方发生大起义后,农民起义军往往化为流贼,向全国蔓延。例如唐末的黄巢起义
,数十万流贼在唐朝的领地上南征北战,避实就虚,以乌合之众竟连破名城,在南方攻破了广州,向北连唐朝首都洛阳、长安也被攻破。另一个大的流贼时期在元末,红巾军并分三路向元朝
发动总攻,兵锋竟然远至元朝上都以及朝鲜。到了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人在陕北发动起义,转战中国多个省份,李自成更是攻破了北京,将明王朝灭亡。
流贼往往是因为一场自然灾害而引发,饥饿的贫民同时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不得不造反。饥饿贪婪的流贼们往往抢光、吃光、杀光自己途经的一切,被他们劫掠的当地人往往会因此一贫如
洗。为了生存,这些人也被流贼们所裹挟,自己也成了流贼。就这样,流贼的队伍如滚雪球般变大,很快就能扩展至十万以上的规模。当他们遇到训练有素政府军的围剿时,流贼们往往会一
哄而散、化整为零,向全国各地蔓延。
对于许多流官来说,他们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往往是治安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与人多势众的流贼们抗衡。他们所在的地区也就成了流贼们重点的进攻对象,成为流贼们扩大实力
的基地。对于有实力对付流贼的朝廷命官来说,主动攻击流贼无异于自找麻烦,他们往往自满于保境安民,只是将流贼们赶走就行。在唐末和明末,流贼们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很大
程度就是由于那些地方实力派不肯互相合作,导致流贼的实力越来越强。
历史上的流贼们并不像现在历史书中说的那么“伟光正”,他们带来的破坏绝不下于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他们所经过的地区,留下的往往只有尸体和废墟。所谓“均田免粮”、“闯王来了
不纳粮”,不过是句漂亮话而已。例如黄巢“起义”,流贼们缺乏军粮,他们居然以人肉为粮。他们用大石碾将抓来的百姓压成粉末,并把肉泥蒸熟当饭吃,其残忍简直令人发指。再如王莽
时期的赤眉起义,赤眉流贼将所到之处全部抢光,从关东到关中,他们所经之处竟然都成了一片白地。所以说,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流贼,大大增强了其破坏力。
与中国相似,阿拉伯帝国也经常面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困扰,其中发源于中亚的阿布·穆斯林起义更是颠覆了伍麦叶王朝,实现了改朝换代。
而对于封建制度,或有封建性质的国家来说,流寇很难生存。领主们将自己领民保护在坞堡之中,流寇们想要获得给养,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领主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人民,打击流寇更会不遗余力。
例如在汉末,地主豪强们纷纷起兵,在各处打击黄巾军。人数多达数十万人的黄巾军,竟然在几年内就被地主的“义兵”所歼灭。在日本,曾发生了大规模的“一向宗”起义,虽然声势浩大
,却受困于日本大名众多,始终成不了大气候,最终被大军阀织田信长所歼灭。
在西欧,农民起义并不少,著名的起义有尼卡起义、扎克雷起义、闵采尔起义、胡斯起义、普加乔夫起义,等等。然而,这些起义大多都没有形成气候,被封建势力联合剿杀,远没有中国的农民起义那么声势夺人。究其缘由,盖因西欧实行封建制度,广大农民被被封建领主们人为的分割开,无法实现串联,不能成为流贼,很容易被封建领主们联合剿杀。
很显然,分封的制度对于农民起义的烈度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
统一中国的农民更有改朝换代的信心
中国的统一国家中,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要远大于西欧和日本。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贵族社会就开始瓦解,平民阶层开始上位。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墨家强调“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法家强调“军功爵、法不阿贵”。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强的缩影,平民通过努力也可以当飞黄腾达的信念传播至民间。在秦末,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奏响了平民抢班夺权的最强音。在楚汉战争中,平民刘邦带着胥吏萧何、吹鼓手周勃、屠夫樊哙等人,打败了秦朝和项羽,建立了汉朝,开始了“布衣将相”的时候。刘邦以一介布衣称霸天下,给未来的起义者们开了个“好头”。在以后的历届王朝,很多起义者都以推翻政府、建号称帝为目标,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是除刘邦以外,另一个成功者。
然而在封建势力强大的西欧和日本,阶级固化远比中国严重,贵族与平民泾渭分明,平民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贵族。西欧的许多农民起义,并没有目标,也没有指导方针,其目的往往在
于减少剥削,而不是推翻自己的领主。当自己的目的达到后,农民往往又回到自己的领主身边,继续受剥削。当然,还有一些农奴选择逃亡,投靠到自由城市做工。
在封建国家,贵族阶层能够掌握远高于农民的武力,从而使得贵族与平民的力量对比变得十分悬殊。在西欧,一个全身披挂的骑士可以轻易击败数十倍于他的农民;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因为平民对他“无礼”,将其斩杀而不用付任何责任。因为贵族们的武力压制,导致农民不敢反抗,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与中国农民反抗朝廷的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统一对于中国具有相当多的好处,但也带来了农民起义的狂烈,加强了农民起义的规模、频率以及破坏力,可谓是有得必有失。因为农民起义,中国总是困扰于王朝周期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一次人口大灭绝,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在统一的同时,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动乱问题,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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