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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付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和《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