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杨朔(1913–1968) 山东蓬莱人。原名杨毓瑨,字莹叔,蓬莱城里人。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 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通讯和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时期写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同时写了大量散文。“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他的作品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樱花雨》、《香山红叶》、《泰山极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铁骑兵》等。杨朔是当今文坛一再精辟阐述散文诗化理论,并认真实践,卓有成效的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
作品特点
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杨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杨文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人物生平
杨朔的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杨朔幼承家教,7岁入小学读书,四五年级时已写得一手好文章,倍受师生赞赏。1927年去哈尔滨,在太古洋行作练习生、办事员,业余攻读英语,并受业于李仲都门下,研习中国古典诗文,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他清高狂放,纵情诗酒,常与三位好友聚而豪饮,赋诗抒怀,号称“四酒徒”。“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他的诗人梦,“时常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耳边上轰隆轰隆响着敌人的过路坦克”,就象“从胸口碾过”,“心都碾碎了”。于苦闷中,他贪婪地阅读《铁流》、《毁灭》等书籍,接触中共地下党员金伯阳,“春风”“透进精神里了”。他针对日军建立伪满洲国,侵略、分裂中国的阴谋,有计划地选译美国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部分章节,登载于《大同日报》副刊,不久,被日军新闻检查机关勒令停载。1937年初,他被迫离开哈尔滨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间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北伐》等进步书籍。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太古洋行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同年9月去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不为盈利,而为唤起民众”。同年末,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1938年春,奔赴山西抗战前线。临汾失陷前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八路军转战南北,写下许多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42年春,杨朔奉命回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从冀西出发,7月方至延安,会已开过,遂到延安文艺界协会,继续从事创作,后进中央党校学习。先后发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到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1946年秋,杨朔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随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于华北各地,参加清风店、石家庄和平津战役,于戎马倥偬中写下大量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创作了反映华北解放战争的中篇小说《北线》。建国初,杨朔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先后到东北和华南采访,创作反映解放军战士、铁路工人抢修铁路事迹的中篇小说《北黑线》和《锦绣山河》。1950年12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到大西北及东南沿海等地采访,发表《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通讯。1956年后,先后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外事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创作大量反映亚非国家风貌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优秀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1959年杨朔于百忙中抽暇回故乡访问,应邀在蓬莱阁上为家乡文化界人士作了讲学报告。此后他又写下了描写家乡胜景的《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故乡山水、故乡人民的眷恋、热爱之情。“文化大革命”中,杨朔遭到残酷折磨,于1968年8月3日含冤去世,终年58岁。杨朔一生创作成就巨大,其散文最为突出。他的散文,充满革命激情,结构严谨,语言精练、含蓄,极富诗意,为建国后人们公认的第一流散文作品。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朔散文选》,再版《三千里江山》;翌年出版《杨朔短篇小说集》。
代表作品 荔枝蜜
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总不大喜欢。说起来可笑。孩子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大人告诉我说:蜜蜂轻易不螫人,准是误以为你要伤害它,才螫。一螫,它自己耗尽生命,也活不久了。我听了,觉得那蜜蜂可怜,原谅它了。可是从此以后,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一重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像小山似的。
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在从化温泉吃鲜荔枝了。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有人也许没听说这稀罕物儿吧?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那蜜蜂忘记早晚,有时趁着月色还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养分大。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滋养精神。热心肠的同志为我也弄到两瓶。一开瓶子塞儿,就是那么一股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味儿。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荔枝林深处,隐隐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叫“蜜蜂大厦”。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一走进“大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叫他老梁,其实是个青年人,举动很精细。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小小心心揭开一个木头蜂箱,箱里隔着一排板,每块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着。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
老梁叹息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小东西,多听话。”
我就问道:“像这样一窝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物件,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它们留一点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我又问道:“这样好蜜,不怕什么东西来糟害么?”
老梁说:“怎么不怕?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还是提防大黄蜂。大黄蜂这贼最恶,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专干坏事。”
我不觉笑道:“噢!自然界也有侵略者。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
老梁说:“赶!赶不走就打死它。要让它待在那儿,会咬死蜜蜂的。”
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可是呢,一只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回答说:“蜂王可以活三年,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
我说:“原来寿命这样短。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扫死蜜蜂么?”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韵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香山红叶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四十年的向导,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
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坎跟玉泉山顶一样平。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爱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 老向导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阳,也该先有红的了。” 于是用完酒饭,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好清静的去处啊。沿着石砌的山路,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
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工帐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单要这个石槽。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便挖个坑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谁知返回来一看,满山都是松柏树,数也数不清。”谈到这儿,老人又慨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啊。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脉,有脉就有苗,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
这当儿,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里边有两眼泉水。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十年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u2018梦赶泉u2019。”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翻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梦赶泉”的来历。
老向导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
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
老人说:“你先别急,一上半山亭,什么都看见了。”
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莽莽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
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像枫叶?”
老向导说:“本来不是枫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看,就是那种树。”
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所以我们都没注意。我走过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
我不觉叫:“哎呀!还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
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香山。”
老向导也慢慢说:“真是香呢。我怎么做了四十年向导,早先就没闻见过?”
我的老大爷,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你的心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像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不闻见红叶香?
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笏”、“西山晴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应了重九登高的旧俗。
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蓬莱仙境
夜来落过一场小雨,一早晨,我带着凉爽的清气,坐车往一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蓬莱去。
许多人往往把蓬莱称做仙境。本来难怪,古书上记载的所谓海上三神山不就是蓬莱、方丈、瀛洲?民间流传极广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据白胡子老人家说,也出在这一带。二十多年来,我有时怀念起故乡,却不是为的什么仙乡,而是为的那儿深埋着我童年的幻梦。这种怀念有时会带点苦味儿。记得那还是朝鲜战争的年月,一个深秋的傍晚,敌机空袭刚过去,我到野地去透透气。四野漫着野菊花的药香味,还有带水气的蓼花味儿。河堤旁边,有两个面黄肌瘦的朝鲜放牛小孩把洋芋埋在沙里,下面掏个洞,正用干树枝烧着吃。看见这种情景,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我想起儿时家乡的雪夜,五更天,街头上远远传来的那种怪孤独的更梆子声;也想起深秋破晓,西北风呜呜扑着纸窗,城头上吹起的那种惨烈的军号声音。最难忘记的是我一位叫婀娜的表姐,年岁比我大得多,自小无父无母,常到我家来玩,领着我跳绳、扑蝴蝶,有时也到海沿上去捡贝壳。沙滩上有些小眼,婀娜姐姐会捏一根草棍插进去,顺着草棍扒沙子。扒着扒着,一只小螃蟹露出来,两眼机灵灵地直竖着,跟火柴棍一样,忽然飞也似的横跑起来,惹得我们笑着追赶。后来不知怎的,婀娜姐姐不到我们家来了。我常盼着她,终于有一天盼来,她却羞答答地坐在炕沿上,看见我,只是冷淡淡地一笑。 我心里很纳闷,背后悄悄问母亲道:“婀娜姐姐怎么不跟我玩啦?”
母亲说:“你婀娜姐姐定了亲事,过不几个月就该出阁啦,得学点规矩,还能老疯疯癫癫的,跟你们一起闹。”
婀娜姐姐出嫁时,我正上学,没能去。听说她嫁的丈夫是个商店的学徒,相貌性情都不错,就是婆婆厉害,常给她气受。又过几年,有一回我到外祖母家去,看见炕上坐着个青年妇女,穿着一身白,衣服边是毛的,显然正带着热孝。她脸色焦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先前爱笑爱闹的婀娜姐姐。外祖母眼圈红红的,告诉我说婀娜姐姐的丈夫给商店记账,整年整月伏在桌子上,累得吐血,不能做事,被老板辞掉。他的病原不轻,这一急,就死了。婀娜姐姐把脸埋在孩子的头发里,呜呜咽咽只是哭。外祖母擦着老泪说:“都是命啊!往后可怎么过呢!”
再往后,我离开家乡,一连多少年烽火遍地,又接不到家乡的音信,不知道婀娜姐姐的命运究竟怎样了。
这许多带点苦味的旧事,不知怎的,一看见那两个受着战争折磨的朝鲜小孩,忽然一齐涌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故乡早已解放,婀娜姐姐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她的生活该过得挺不错吧?可是在朝鲜,在世界别的角落,还有多少人生活在眼泪里啊!赶几时,我们才能消灭战争,我可以回到祖国,回到故乡,怀着完全舒畅的心情,重新看看家乡那像朝鲜一样亲切可爱的山水人物呢?一时间,我是那样地想念家乡,想念得心都有点发痛。
而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石榴花开时,我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车子沿着海山飞奔,一路上,我闻见一股极熟悉的海腥气,听见路两边飞进车来的那种极亲切的乡音,我的心激荡得好像要融化似的,又软又热。路两旁的山海田野,处处都觉得十分熟悉,
想不到这就是我的故乡。在我的记忆当中,蓬莱是个古老的小城,街道狭窄,市面冷落,现时竟这样繁华,我怎能认识它呢?它也根本不认识我。我走在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本来嘛,一去二十多年,当年的旧人老了,死了,年轻的一代长起来,哪里会认识我?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只剩一个出嫁的老姐姐,应该去看看她。一路走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我的心情有点发怯:只怕老姐姐不在,又不知道她的命运究竟怎样。
老姐姐竟不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迎出屋来,紧端量我,又盘问我是谁,最后才噢噢两声说:“原来是二舅啊。俺妈到街上买菜去啦,我去找她。”
等了好一阵,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进屋来,轻轻放下篮子,挺温柔地盯着我说:“你是二兄弟么?我才在街上看见你啦,我看了半天,心想:u2018这可是个外来人u2019,就走过去了——想不到是你。”
刚才我也没能认出她来。她的眼窝塌下去,头发有点花白,一点不像年轻时候的模样。性情却没变,还是那么厚道,说话慢言慢语的。她告诉我自己有三个闺女,两个大的在人民公社里参加农业劳动,刚拔完麦子,正忙着在地里种豆子,栽花生;刚才那个是最小的,在民办中学念书,暑假空闲,就在家里给烟台手工艺合作社绣花。我们谈着些家常话,到末尾,老姐姐知道我住在县委机关里,便叫我第二天到她家吃晚饭。我怕她粮食不富裕,不想来。她说:“来嘛!怕什么?”便指一指大笸箩里晾的麦子笑着说:“你看,这都是新分的,还不够你吃的?去年的收成,就不错,今年小麦的收成比往年更强,你还能吃穷我?”
我只得答应。原以为是一顿家常便饭,不想第二天一去,这位老姐姐竟拿我当什么贵客,摆出家乡最讲究的四个盘儿:一盘子红烧加级鱼,一盘子炒鸡蛋,一盘子炒土豆丝,一盘子凉拌粉皮。最后吃面,卤子里还有新晒的大虾干。
我不禁说:“你们的生活不错啊。”
老姐姐漫不经心一笑说:“是不错嘛,你要什么有什么。”
我们一面吃着饭菜,喝着梨酒,一面谈着这些年别后的情况,也谈着旧日的亲戚朋友,谁死了,谁还活着。我忽然想起婀娜姐姐,就问道:“可是啊,咱们那个表姐还好吧?”
老姐姐问道:“哪个表姐?”
我说:“婀娜姐姐呀。年轻轻的就守寡,拉着个孩子,孩子早该长大成人啦。”
老姐姐说:“你问的是她呀。你没见她那孩子,后来长的可壮啦,几棒子也打不倒。那孩子也真孝顺,长到十几岁就去当学徒的,挣钱养活他妈妈。都说:u2018这回婀娜姐姐可熬出来了!u2019——不曾想她孩子又死了。”
我睁大眼问:“怎么又死了?”
老姐姐轻轻叹口气说:“嗐!还用问,反正不会是好死。听说是打日本那时候,汉奸队抓兵,追的那孩子没处跑,叫汉奸队开枪打死,尸首扔到大海里去了。”
我急着问道:“后来婀娜姐姐怎么样啦?”
老姐姐说:“她呀,孩子一死,丢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像痴子似的,一个人坐在大海边上,哭了一天一夜,哭到最后说:u2018儿啊,你慢走一步,等着你娘!u2019就拿袄襟一蒙脸,一头碰到大海里了。”
我听了,心里好惨,半天说不出话。
老姐姐又轻轻叹口气说:“嗐!她从小命苦,一辈子受折磨,死的实在可怜。”
这时候,我那最小的外甥女瞟我一眼说:“妈!你怎么老认命?我才不信呢。要是婀娜表姨能活到今天,你看她会不会落得这样惨?”
说的对,好姑娘。命运并非有什么神灵在冥冥中主宰着,注定难移。命运是可以战胜的。命运要不是捏在各色各样吃人妖精的手心里,拿着人民当泥团搓弄,而是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人民便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新的历史,新的命运。且看看故乡人民是怎样在催动着千军万马,创造自己金光闪闪的事业吧。
他们能在一片荒沙的海滩上到处开辟出碧绿无边的大果园,种着千万棵葡萄和苹果。葡萄当中有玫瑰香,苹果里边有青香蕉、红香蕉,都是极珍贵的品种。杂果也不少:紫樱桃、水蜜桃、大白海棠等,色色俱全。海上风硬,冬天北风一吹,果树苗会冻死半截,到春天又发芽,再一经冬,又会死半截。人民便绕着果园外边的界线造起防风林,栽上最耐寒的片松、黑松和马尾松,以及生长最泼的刺槐和紫穗槐,差不多一直把树栽到海里去。于是公社的社员便叫先前的荒滩是金沙滩,每棵果木树都叫摇钱树。……
他们还能把先前荒山秃岭的穷山沟,变成林木苍翠的花果山。蓬莱城西南莱山脚下的七甲公社便是这样的奇迹之一。原先农民都嫌这里没出息:要山山不好,要地地不好,要道道不好——有什么指望?水又缺,种庄稼也会瘦死。莱山下有个村庄叫郭家村,多年流传着四句歌谣:
有姑娘不给郭家村
抬水抬到莱山根
去时穿着绣花鞋
回来露着脚后跟
可见吃水有多难。不过这都是旧事了。目前你要去看看,漫坡漫岭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杜梨一类山果木。风一摇,绿云一样的树叶翻起来,叶底下露出娇黄新鲜的大水杏,正在大熟。顺着山势,高高低低修了好多座小水库,储存山水,留着浇地,你一定得去看看郭家村,浇地的水渠正穿过那个村庄,家家门前都是流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盘着腿坐在蒲垫子上,就着门前流水洗衣裳,身旁边跑着个小孙女,拿着一棵青蒿子捕蜻蜓。说不定为吃水,这位老大娘当年曾经磨破过自己出嫁的绣花鞋。我拿着一朵红石榴花要给那小女孩。老大娘望着小孙女笑着说:“花!花!”自己却伸手接过去,歪着头斜插到后鬓上,还对水影照了照。也许她又照见自己当年那俊俏的面影了吧。
顶振奋人心的要算去年动工修筑的王屋水库,蓄水量比十三陵水库还要大,却由一个县的力量单独负担着。山地历来缺雨,十年九旱,有一年旱的河床子赤身露体,河两岸的青草都干了。人民便选好离县城西南七十多里一个叫王屋的地方,开凿山岚,拦住来自栖霞县境蚕山的黄水河,造成一片茫茫荡荡的大湖。我去参观时,千千万万农民正在挖溢洪道。水库李政委是个热情能干的军人,领我立在高坡上,左手叉腰,右手指点着远山近水,告诉我将来哪儿修发电站,哪儿开稻田;哪儿栽菱角荷花,哪儿喂鸡子养鱼。说到热烈处,他的话好像流水,滔滔不绝。结尾说:“再住几年你回家来,就可以吃到湖边上栽的苹果,湖里养的鱼和水鸭子蛋,还可以在水库发电站发出的电灯光下写写你的故乡呢——不过顶好是在那湖心的小岛子上写,那时候准有疗养所。”
说着,李政委便指着远处一块翠绿色的高地给我看。原是个村儿,于今围在湖水当中。我问起村名,李政委又像喷泉一样说:“叫常伦庄,为的是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英雄。那英雄叫任常伦,就出在那个村儿。任常伦对党对人民,真是赤胆忠心,毫无保留。后来在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u2018扫荡u2019胶东抗日根据地,任常伦抱着挺机枪,事先埋伏在栖霞一个山头上堵住敌人,打死许多鬼子,末尾跟鬼子拚了刺刀,自己也牺牲了。人民怀念他的忠烈,还在当地替他铸了座铜像呢。”
我听着这些话,远远望着那山围水绕的常伦庄,心里说不出的激荡。这个人,以及前前后后许多像他同样的人,为着掀掉压在人民头上的险恶大山,实现一个远大的理想,曾经付出多么高贵的代价,战斗到死。他们死了,他们的理想却活着。请看,任常伦家乡的人民不是正抱着跟他同样的信念,大胆创造着自己理想的生活?
而今天,在这个温暖的黄昏里,我和老姐姐经过二十多年的乱离阔别,又能欢欢喜喜聚在一起,难道是容易的么?婀娜姐姐死而有知,也会羡慕老姐姐的生活命运的。
那小外甥女吃完饭,借着天黑前的一点暗亮,又去埋着头绣花。我一时觉得,故乡的人民在不同的劳动建设中,仿佛正在抽针引线,共同绣着一幅五色彩画。不对。其实是全中国人民正用祖国的大地当素绢,精心密意,共同绣着一幅伟大的杰作。绣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千百年梦想着的“蓬莱仙境”。
茶花赋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摧生婆似的正在摧动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
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
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枝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儿争奇斗艳,那才美呢。”
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
普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通通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普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名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
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
普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水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
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
普之仁说:“活的可长啦。华庭寺有棵松子鳞,是明朝的,五百多年了,一开花,能开一千多朵。”
我不觉噢了一声:想不到华庭寺见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
普之仁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么?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千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不清数,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
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逝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
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
普之仁愣了愣,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
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
铁骑兵
一过雁门关,气候显然不同了,重阳前后,天就飘起大雪来。就在一个落雪的夜晚,一连活动在左云附近的八路军骑兵冒着风雪,朝南转移,想转到比较安定的地区休息些时候。通过一条公路时,不想日本兵得到汉奸的报告,忽然开来几辆装甲车,把队伍切断,打起机关枪来。
隔断在公路北的只有一班人。他们想冲过来,可是敌人火力太紧,只好像一群脱离轨道的流星,离开大队,单独活动去了。
星群脱离轨道,一定要陨落,八路军掉队了,却能自动地打游击。班长是个矮汉子,左脸腮有一条刀伤,弯弯的,像是月牙。他带着这一班人怪巧妙地甩开了追击的敌人,东冲西撞,想再追上大队。不巧敌人这时开始了秋冬“扫荡”,到处出动,他们只好朝北开去,接连十几天,走的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这天晚上,他们跑到二更天,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正想寻个宿营地睡觉,班长忽然听见远远的有一片吵叫声,再仔细一听,才辨出是河水的声音。
他们来到河边,星光底下,看见河面不过半里来宽,隔河有几点火光,像是村落。班长毫不迟疑,第一个鞭着马走下河去,其余的骑兵也跟下去。夜不十分冷,河水没冻,可是很急,而且越走越深,最后没到马肚子。
班长心里想:“这是什么河,好深!”就勒转马头,退到岸上,沿着河朝上走,要找个浅些的地方过河。上流的水更急,总过不去。他们便顺着另一条路,跑到半夜,不见人家,最后爬上一个山头。在山顶上,他们全都惊住了。原来山下模模糊糊地显出一座城,到处亮着电灯,好像星星。
班长的脸颊抽动着,月牙形的刀伤也像活了似的动起来。嘴里骂道:“龟儿子!咱们闯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敌人的地方。他灵机一动,吩咐骑兵朝着城里放了一排马枪。这一下子不要紧,竟惹起城里的骚乱,步枪、机关枪、掷弹筒、过山炮,一时从城里响起来,乱放一顿。骑兵们却悄悄地退下山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鸡叫时,他们终于来到一个村子,敲开庄户人家的门,不弄饭吃,也不要睡觉,开口先问:“老乡,你们这里是什么地界?”
农民热情地招呼他们说:“这是包头啊。围城就在那边山脚下……听听,炮响呢,不知日本鬼子又捣什么鬼?”
骑兵们都不觉呀了一声,紧接着又问:“那么前边是什么河?”老乡说:“是黄河,水才急呢,一根鹅毛掉下去,也会旋到水底下去。”
骑兵们一齐惊得瞪着眼,随后不觉大笑起来。
第二天,包头的百姓纷纷传说八路军有一团人来攻城,差一点把城攻破。城里的日本兵大半调到雁北进行“扫荡”去了,竟以为八路军转到外线,要捣毁他们的老巢,吓得急忙退回包头,“扫荡”便停止了。十天以后,那班骑兵也平平安安地转回根据地,寻到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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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是他作品的主基调。杨朔一生创作成就巨大,其散文最为突出。他的散文,充满革命激情,结构严谨,语言精练、含蓄,极富诗意,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公认的第一流散文作品。杨朔曾经说过:“我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的。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他写的《雪浪花》被誉为诗化散文,是散文中的佳作,被收辑到学校的语文课本中。这篇散文佳作在《红旗》杂志上首次发表,就是作家浩然亲自组稿编发的。
1961年9月1日,时任《红旗》杂志社文艺编辑的浩然与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杨朔通了电话,约他为《红旗》写篇散文。杨朔爽快地答应了。9月13日清晨,浩然乘65次快车,赶往北戴河作家疗养所。在这里,浩然除了见到他要找的杨朔,还结识了闻捷、李纳、贺敬之、朱寨、菡子、朱丹、贾芝、华山等等诸多的作家。大概是杨朔也非常喜欢民间艺术,热情好客的他在浩然到达北戴河后,特意买来当天晚上的票,请浩然去看皮影戏。自幼喜爱地方戏曲的浩然已多年没有看过皮影戏了,便十分高兴地与杨朔一同前去观看。这门比之以往已有了很大的升华的民间艺术,把浩然又带回丰富多彩的童年时光。浩然在北戴河度过了十分愉快的7天,他与杨朔一起下海游泳,一起漫步在海边、码头,还一起乘车沿海边进行了一番游历。
在北戴河作家疗养所,浩然与许多作家都进行了交谈,而谈得最好、时间最长,也最为畅快、深入的,则是与杨朔。几番畅谈,使浩然得到一种力量,使他更加明确追求,无休无止地追求,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浩然的信心被鼓得足足的。在几天的接触中,浩然愈发感到杨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作家,暗下决心要努力地向他学习。9月19日,浩然带着杨朔那篇业经修改过的散文《雪浪花》手稿和自己在北戴河起草完成的小说集《蜜月》的后记及散文《车厢里》回到北京。《雪浪花》在《红旗》文艺组受到大家的赞赏,第二天便发排了。《雪浪花》的写作与发表,给杨朔带来了一定的光彩,但在几年后的“文革”中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浩然与他的好友、军旅作家胡世宗就曾说过这种麻烦。在胡世宗1981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如下的内容:浩然讲到杨朔,《雪浪花》中的“啃”,是浩然建议改为“咬”的。“文革”期间,批斗杨朔,说这个“咬”字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外调时,浩然坦荡地说这个“咬”字是他建议改的,他原来是用了一个“啃”字。
1966年6月27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结束的7月9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宴会,浩然与杨朔都应邀参加,并一起陪同一位坦桑尼亚外宾。这是浩然与杨朔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的8月3日,杨朔含冤去世,那一年,他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