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父亲是著名牧师革曼·比彻。幼年因父亲关系颇受加尔文教派影响。青年时期因其叔父萨缪尔·福特的影响接受了自由主义信仰。她喜欢读司各特的浪漫小说,这在她后来的著作中有明显反映,1832年,她随全家迁往辛辛那提市,在一座女子学校教书,写了一些关于新英格兰生活的随笔。1836年,她与父亲所在的神学院的C.E.斯托教授结婚。其间,她访问了肯塔基州,目睹了那里奴隶的生活,这为她后来的小说提供了素材;她又受到父亲学校中强烈的反奴隶制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成了她小说的基调。1850年,她随丈夫迁至缅因州,那里关于反奴隶制的讨论使她无比激动,于是利用空闲时间写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小说引起强烈反响,使她一举成名。为了反驳保守势力的攻击,1853年她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引用法律、法院档案、报纸和私人信件等大量材料证明她的小说所揭露的事实。她的其他主要著作有:《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1856),《奥尔岛上的明珠》(1862),《老镇上的人们》(1869),《粉色和白色的暴政》(1871),以及一些宗教诗,收入1867年出版的《宗教诗选》。她还写过一篇虚构的维护女权的论文《我妻子和我》(1871),今天常常被女权主义者引用。斯托夫人晚年主要住在佛罗里达,在《棕榈叶》(1873)一书中描写了她在那里的宁静生活。
1811年,哈里特·比彻·斯托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利奇费德的一个牧师家里。她从小受到神学的熏陶,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宗教的氛围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她在哈特福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
哈里特·比彻·斯托十四岁时,全家搬到波士顿,几年后又迁至辛辛那提,她父亲利曼·比彻被任命为那里的莱恩神学院院长。哈里特随父亲在辛辛那提一直住到1850年。她在中学任教不久结识了莱恩神学院的教员卡尔文·斯托,结了婚,并生养了六个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她偶尔为杂志撰写短文和小说。酷爱读书。除了学习神学外,她还大量地阅读拜伦和斯考特的作品,这两位著名作家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辛辛那提市位于肯塔基的俄亥俄河河畔,郊外是星罗棋布的大农奴主种植场。当时,那里是北美废奴运动的中心之一,在市区经常能听见反对黑奴制的激昂的演讲。同时辛辛那提还是各地逃奴的避难地,他们通过“地下铁道”,把辛辛那提作为中转站,然后逃奔加拿大或北方自由州。
在废奴运动的影响下,斯托夫人一家对黑奴也深表同情。利曼·比彻的家里就安置过逃奴,这使斯托夫人有机会亲耳听到逃奴诉说悲惨的遭遇,控诉奴隶制的种种罪恶。以后,斯托夫人又得到一次机会,与朋友一起访问了肯塔基州梅斯维尔的几个种植场,耳闻目睹了黑奴劳动和生活的惨状——后来就成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里谢尔比种植场的雏形。斯托夫人的弟弟是个商人,经常往返于新奥尔良和“红河”郡之间,他给斯托夫人讲述了许多关于南方奴隶主暴戾恣睢、惨绝人寰的真实故事,特别是他在密西西比河一艘商船上邂逅的一个凶残的奴隶主的劣迹,使斯托夫人大为震惊。后来,斯托夫人便在此人的基础上成功地塑造了莱格利这个反面人物形象。
1850年,斯托先生受聘去缅因州的鲍丁学院任教授,于是全家迁到新英格兰北部。在那里,斯托夫人逐步成为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
有一天,斯托夫人接到嫂嫂的来信,嫂嫂爱德华·比彻夫人在信中请求她写点东西,让全国人民都能知道可恶的奴隶制是什么样子。当时,斯托夫人家里人都支持她,而且他们也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她
的哥哥爱德华曾在波士顿一个教堂里发表慷慨激昂的废奴演讲,她的另一个哥哥亨利·华德在布鲁克林教堂举行引人注目的特殊的黑奴拍卖,让他们获得自由。所以,斯托夫人表示要学哥哥的样,她一定要写。她说:“上帝帮助我吧。我将要把我所了解的事情写出来。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写。”
几天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第一章就写出来了。据斯托夫人的回忆,有一次,她在布伦斯威克教堂做礼拜,突然创作灵感涌上心头,汤姆叔叔的遭遇渐渐在她脑海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当天下午,她回到家,锁上门,就疾书起来。稿纸不够,她就用食品包装纸代替。写完第一章后,斯托夫人念给丈夫和孩子们听。他们深受感动,斯托先生鼓励妻子继续写下去,说:“这样写下去,你就可以写一部了不起的书。”
接着,斯托夫人写信给在华盛顿的好友甘梅利尔·贝利,告之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计划。甘梅尔贝利是华盛顿的一家废奴主义刊物《民族时代》的编辑,从她在辛辛那提主办《慈善家》时起,甘梅尔·贝利就是斯托家的至交好友。在给她的信中,斯托夫人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在《新民族时代》分三至四期连载。甘梅尔·贝利很高兴,立即复了信,并寄上三百美元作为约稿费。从1851年6月起,《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开始在这家主张废奴的周刊上连载发表。结果,情况大出意料,斯托夫人越写越长,笔下的人物、情节、对话象滚雪球似地展开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竟在《民族时代》上连载了近一年(四十多期)。小说连载完以后,斯托夫人说:“这小说是上帝自己写的,我只不过是她手里的一支笔。”
个人作品
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1811年6月14日出生于北美一个著名的牧师家庭,1896年去世。
南北战争,即黑奴解放战争,是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但从19世纪20年代起,废奴制问题就成为美国进步舆论的中心议题。当时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都站在废奴的一边,为解放黑奴而呼吁。斯托夫人便是这批废奴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
斯托夫人在青年时代随全家迁往距南部蓄奴州只隔一河之遥的辛辛那堤,她亲眼看到南部奴隶主残酷压迫下的黑奴的悲惨生活。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理想,推动她对黑奴的命运十分关注。
在废奴运动达到高潮的50年代,斯托夫人开始在当时一家废奴主义刊物上连载《汤姆叔叔的小屋》。作品通过主人公老黑奴汤姆和其他奴隶的命运声讨了南部蓄奴制的罪恶。小说广泛地描写美国南部各处奴隶主对黑奴的残酷压迫、剥削,刻画了形形色色奴隶主的嘴脸,既有伪善的谢比尔,也有凶相毕露的勒格里。小说也描写了不同类型的奴隶形象,既有笃信基督屈从于命运的汤姆,也有挺身向奴隶制作斗争的乔治。小说一问世,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重视和反响。林肯总统在接见斯托夫人时,曾称她为“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大伯的小屋》,作者是美国女作家比彻·斯托夫人(1811—1896)。比彻·斯托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曾经做过教师。她在辛辛拉提市住了18年,与南部蓄奴的村镇仅一河之隔,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逃亡的黑奴。奴隶们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她本人也去过南方,亲自了解了那里的情况,《汤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此书于1852年首次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评论界认为本书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上起了重大作用,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托夫人时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一句玩笑话充分反映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影响。
社会影响
《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为美国废奴运动赢得了200万同情者和支持者,1862年,林肯总统在白宫接见斯托夫人,评价她的书时,在扉页上题词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在谈到斯托夫人的历史地位时,柯克·门罗认为:“她不仅在世界著名妇女中是出类拔萃、名列前茅的,而且在决定美国人民命运的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她的影响超过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当然,废除奴隶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功成业就的事,它是众人的事业,但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伟大的,最深远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文学意义也是勿需置疑的。范怀克·布鲁克斯说:“撇开小说写作的氛围不谈,《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失为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一部伟大的民间传记。”著名诗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称该书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很久以后,斯托夫人的儿子和孙子用诗一般的语句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象燃起的熊熊烈火,闪亮了天边;象汹涌的感情潮流席卷走眼前的一切,然后越过浩瀚的大海,将影响波及全球。全世界都在思索和谈论着它。”
《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描写了不同表现和性格的黑奴,也描写了不同类型的奴隶主嘴脸。它着力刻画了接受奴隶主灌输的基督教精神、逆来顺受型的黑奴汤姆;也塑造了不甘心让奴隶主决定自己生死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黑奴,如伊丽莎和她的丈夫乔治·哈里斯。同时,也揭示了各种类型的奴隶主的内心世界和奴隶主不完全相同的表现。这本书通过对汤姆和乔治·哈里斯夫妇这两种不同性格黑奴的描述,告诉读者:逆来顺受、听从奴隶主摆布的汤姆难逃死亡的命运,而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乔治夫妇得到了新生。因此,《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美国废奴运动和美国内战中以林肯为代表的正义一方获得胜利,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林肯总统在接见斯托夫人时,曾称她为“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评价
大地有地图,海洋有海图,在纵向坐标轴及横向坐标轴中,可以找出自己的位置,决定准确的方向。那么人生之旅又如何呢?
斯托夫人写出刻画农奴制悲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在她四十岁的时候。但创作这部小说的出发点,据说是她二十一岁的时候。
那是她从东部迁到与南部搭界的辛辛那提来时的事。当时她实际看到了买卖奴隶的可怕景况,这个体验成了她写作的动机。(《斯托夫人的形象》,查尔斯·爱德华·斯托著,铃木茂茂子译)
“奴隶法,对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令人吃惊的和可悲的。如能把这个罪行和不幸沉入大海,那么我会愿意和它一同沉入海底。”
正像她说的这句话所表示的那样,这个冲击是太大了。
但是,在那以后,她由于家务和抚育幼儿,一直没有工夫去写作。但是,即使当她给自己的幼儿喂乳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肯定又会有多少可爱的孩子从做奴隶的母亲身边被夺走,她就坐卧不宁。
“一想到我国的人们在对待奴隶问题上的残酷和非正义,我的心就痛苦得几乎破碎……。”从这样深刻的思想出发,她终于在四十岁时拿起了笔。这样,她给反对奴隶制的美国舆论点燃了熊熊烈火。作品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被认为是造成后来决定美国社会结构的南北战争的起因。据说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也接见了斯托夫人,并说过这样的话:“构成那次巨大战争(南北战争)导火线的,想不到竟是这位身材矮小的可爱的夫人!”
的确,斯托夫人在社会上只是一个藐小的存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但是,她的人道主义的勇敢信念,构成了那次壮烈的历史大变动的原动力。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
当一个人的真挚的一念,捕捉到成为时代底流的“心”的时候,该发挥出多么大的力量!
在人生遭遇到的事件中的某一场面,有时会像用照相纸洗印出来的一张照片一样,鲜明地刻印在胸中,超越时间的流逝,决定人生旅途的方向。当人们沿着某一信念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时候,通过与世俗价值观的对抗以及与种种考验的搏斗,就会加深原初的体验,升华成为从深层推动自己的“原动力”。在介于历史变动之间的人的行动的轨迹上,那经常构成原动力的“信念之核”,就会闪烁出光芒。
那种为世上的评价或名声等等飘浮不定的价值观所左右的人生,总会有一天衍变为索然寡味的空虚的结局。而那种尽管经受着人生狂涛的播弄,但却始终凝视着自己的坐标轴——那宛如在苍穹中始终不动的北极星一样的坐标轴,径直按自己所信的道路前进的人生,肯定会获得真正满足和充实的荣冠。
一个平凡的妇女,以她的年轻时锐敏的感受,在她的生命上打上牢固的烙印,在日常生活体验的积淀中,又是开掘又是磨练起来的自己的坐标轴的稳妥性——我认为,在这里边存在着斯托夫人改变时代潮流的强韧行动的源泉。
如果这样看是不错的话,那么,在青春时期将什么刻印在生命上?应以什么为人生的坐标轴?——难道不是她的生活道路已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告诉我们了吗?
一个具有人生坐标轴的人是强者。遇到什么情况也不会迷惑,也不会失败。不具备坐标轴的人,当他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就会变得软弱,是十分靠不住的。
现代是容易为浮华所动的时代。而且任何人都有颗憧憬华丽世界的心。但是缺少坐标轴,就好像奔向漫长的人生幸福之路时没有指南针一样。我想,这种坐标轴,在真挚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是会被发现的,是会被深深刻印在心底的。
故居
斯托夫人故居,一层前廊,主人当年常在这里招待宾客。斯托夫妇的起居室在二层,在这里,可看到斯托夫人旅欧时的收藏品及她自己作的画。
有位诗人说,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能征服读者长久流传,那它的作者一定是一位有着悲悯之心的人。美国19世纪女作家、《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伟大同情心的人。
1811年6月14日,她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公理会牧师。耶稣的博爱伴随她长大。她后与神学院教授、牧师卡尔文·埃利斯·斯托结婚,生儿育女,过着平静和安适的日子。而正是在一个阴郁的夏季,她与一位朋友走进肯塔基州一座种植场,意外目睹了黑人奴隶的惨状。那天,在一间黑奴昏暗的小屋里,她听到了被从非洲贩运来的几代黑奴悲苦的故事。从此,她的脸上没有了笑容,对黑奴深切的同情使她难以再坦然地继续过往日那种安适的生活。“让上帝帮助我吧,我一定要把我所了解的事实写出来”。从1851年6月起,《汤姆叔叔的小屋》开始在一家名叫《民族时代》的报纸上连载。其时,美国正处在废除奴隶制的前夜,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本书,导致了一场伟大的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
当奴隶制已成为历史的1873年,斯托夫妇迁居到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市森林大道77号。这幢18世纪的别墅共有三层,内有17个房间,屋外有花园,斯托夫人与丈夫和一对孪生女儿一起在此愉快地生活直到1896年去逝。后来,美国人民为纪念这位“影响了美国历史的女性”,将她的故居辟为纪念馆。一百多年过去了,斯托夫人仍是美国人民深爱的作家,是她让人们懂得:一部文学作品能够长久不衰地被世人喜爱,一个重要原因,即它让读者感到了作家那颗悲悯之心。
音乐训练
因为在她看来,如果若毫无目的,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将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对身心都会造成损害。为了写《和仙女作圣诞节旅行》一书,斯托夫人参阅了30多种书籍,对世界上各种圣诞节的风俗进行了研究。写《跟兔子作复活节旅行》一书时,为了全面了解各国复活节的风俗习惯,她把匹兹堡的图书馆跑了个遍。有一段时期,她差不多天天在动物园,同时博览各种动物参考书,那是她在为写《我在动物园里的朋友》一书做准备。
斯托夫人认为人能够懂音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此在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努力培养她形成音的概念。上面已经说过,女儿出生后不久,斯托夫人就买了一个能发出1、2、3、4、5、6、7七音的小钟;并且天天都要放几段音乐名曲给女儿听;再加上奶妈的歌声,这样的教育可谓充分。
在女儿学会读ABC以后,母亲就开始教她怎样读乐谱,这方面的游戏她们时常玩。她们是这样玩的:让她在屋里找藏好的东西。这个游戏儿童常玩,不过斯托夫人却是用钢琴指挥。例如:当女儿走近妈妈所藏的东西时,她不是说“糟糕,糟糕”而是在钢琴上弹出低音。若是女儿走得远了,就弹出较高的音节。如果女儿不注意辨认声音,将难以找到所藏的东西。这种训练方法对提高她的听力很有效。
哈佛教子枕边书
孩子从小就能够辨认节奏,在女儿还不会说话时起,斯托夫人就用手打拍子给她看。后来又买了一个小鼓,教女儿按拍子敲打。接下来又给她买了一架木琴,让她敲打着玩,同时开始玩弹琴游戏。斯托夫人指着墙上的乐谱,让女儿按照谱按琴键。没用多久,女儿就能够在钢琴上弹奏简单的曲调了。
为了形成节奏观念,斯托夫人开始教女儿跳舞。培育孩子的节奏感和音调观念十分重要。儿童应该在节奏和韵律中生活,使他们能够在雨声中听出节奏,从风声中体验到音乐的美。由此看来,日本人在家里挂风铃或者挂风弦的做法对孩子是很有好处的。如果妈妈既不会唱歌,也不会任何乐器,最好天天让孩子听唱片。一个人完全不懂音乐,而且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环境中,是绝对不会幸福的。
斯托夫人不仅精心培育女儿的音乐才能,而且天天为她朗诵诗歌。像《钟之歌》这样音韵优美的诗歌也是很好的儿歌,她还和着这些诗歌的调子教女儿跳舞。我认为那些排斥跳舞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荷尔博士就指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能歌善舞,这样他们才会具有如此优美的体形。舞蹈可以塑造优美的体形,使人们身体健康。
斯托夫人的音乐训练
对儿童的音乐教育应该从幼年开始。东方的孩子这样的训练大都比较晚,往往到七八岁之后才开始。可是这样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为孩子的听力没有从小受到训练。这种方式还会给孩子带来烦恼。而且那里的音乐教学方法也不尽合理,开始时不教孩子完整的曲调,而是只作技巧练习,使孩子感到厌烦。技巧训练当然很重要,但是孩子对音乐的兴趣更重要。那么,斯托夫人是怎样对她的女儿进行音乐教育的呢?
儿童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乐器,应该很好的利用此机会鼓励他们练习。其实,孩子只要得到相应的帮助,自己就能够编出一些曲调来。维尼雷特就创作了许多曲子,她把它们都记在笔记本上,这些小创作和幼年时代的照片一样,会给人带来很多乐趣。
斯托夫人还注意培养孩子写作的兴趣,办法是鼓励女儿给她的小朋友写信。有些孩子对老师布置的作文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他们把这看做功课。要是让他们写生活中的事,他们会很高兴地接受。斯托夫人还鼓励女儿在她所喜爱的报纸上投稿。维尼雷特5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后来还获得了该报的银质奖章和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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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叔叔的小屋》和斯托夫人的功绩昭告后世:历史事件的发生、冲突和结局不单由政治左右,而是多重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家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现在有谁还读书啊?书这种东西迟早会被世人所抛弃。”正因为此类浅薄之辞不绝于耳,我们才有必要回首往昔,看看那些传世之作曾经如何改变了世界。1862年,林肯接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上来便发问:“您就是引发这场大战(南北战争)的小妇人吗?”不管这个故事有多少演义色彩,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世纪中期,对斯托夫人的这部作品心怀虔敬的绝非林肯一人,从它仅次于《圣经》的销量就可见一斑。
从最初走红到一度绝版
文学既是助力器,又是政治变革的导火索,能够为社会转型奠定基础。《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问世,完全称得上一座这样的里程碑。每当我们提及它的诞生,都会将其和同时代的废奴起义等事件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才逐步走向内战。
追根溯源,这部小说最初发表在废奴主义杂志《国家时代》上,于1852年春集结成册。同年10月,此书便售出了12万册,及至次年春天,销量进一步上升至31万册。这只是它在美国的销售情况。在英国,该书获得了更大成功,一年内就卖掉了上百万册。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无论雕刻品、游戏、拼图、歌曲甚至活页乐谱,随处可见取自书中的内容。就当时的流行程度和影响力而言,《汤姆叔叔的小屋》绝对是文化界不能不关注的奇景。
可又有谁能料到,到了20世纪初,《汤姆叔叔的小屋》居然绝版了,此后几十年都没有再印。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汤姆叔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它所代表的不再是斯托夫人试图传达的、令人钦佩的圣洁品格和牺牲精神,而是成了“对非裔美国人的曲意逢迎”。
在种族隔离制度最顽固的美国南部,此书更是被视作“北方佬”长期妄图干涉南方秩序的表现。在1900年前后的南卡罗来纳州,很多教师会要求自己的学生高举右手,宣誓绝不阅读《汤姆叔叔的小屋》,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南方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有多么深刻。当然,这本书也不会出现在文学课上,因为在评论家和学者眼中,它过分感伤而且有太多雕饰,缺乏艺术价值。还有人嘲讽斯托夫人,说她不过是个“涂鸦的妇女”罢了。
借民权运动重获新生
偏见和毁谤的力量是可怕的,尽管如此,没有谁能彻底抹杀斯托夫人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留在世间的印记。在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里,对她和她的作品第一个发出肯定之声的当属埃德蒙·威尔逊。在1962年出版的《爱国的血块:美国内战文学研究》中,埃德蒙没有像保守派评论家那样,一边倒地对此书极尽批评之能事,而是用一个章节的长度重新审视了这部作品。他认为,“与睿智的汤姆叔叔坦诚以对”是“令人惊奇的体验”,盛赞此书给人的印象“深刻到超乎想象”,人物表现出的活力和作品本身“喷薄而出的力量”都是作者批判性思维的体现。他甚至主张,与狄更斯和果戈理相比,斯托夫人的功力也不落下风。
之后,将更多目光引向《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是蓬勃向上的民权运动。彼时,此书被关注的理由不再只是其文学价值,也不是对废奴主义者的同情。得益于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浩大声势,作为为数不多的美国早期女作家,斯托夫人和她笔下被视作道德权威的人物,再次走到了舞台正中。六七十年代的“涂鸦的妇女”们,把斯托夫人当作榜样,以笔为武器,让自己的力量不再局限于家庭的范围之内,热情地推动着社会变革的滚滚浪潮。
它带来的不只一场战争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笔者亲眼见证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及其作者人气不衰的事实。这绝对是本值得普及的好书,我曾在带本科生、研究生和培训高中教师时把它作为范本。书中塑造的种种鲜活形象,总能冲破时间和空间的攀篱,将人们的情绪牢牢抓住。
1995年,琼·赫德里克以其全方位刻画斯托夫人人生历程的传记摘得普利策奖。正是在那一年,《汤姆叔叔的小屋》跃入数字化时代。1852年,出版商穷尽3个造纸厂的人力物力,依然无法满足读者高涨的需求;而今,互联网所达之处,你均可登录维吉尼亚大学专为此书打造的、堪称数字人文典范的主题网站。这个名为《汤姆叔叔和美国文化》的网站提供该书的文本、插图、歌曲、诗歌等全部内容。在一个虚拟书架上,你能找到12种不同版本。
《汤姆叔叔的小屋》不仅渗透了美国的公众生活,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进步更是具有无可匹敌的推动作用。在《以笔擎天:汤姆叔叔的小屋与为美国而战》一书作者大卫·雷诺兹看来,《汤姆叔叔的小屋》根植于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对重新定义美国民主起到了核心作用”;同时,此书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反奴隶制文学”。
仅此而已吗?当年,林肯半开玩笑说斯托夫人引发了一场战争,而在雷诺兹的新书里,《汤姆叔叔的小屋》带来的远不止于此:他甚至认为,女作家应该为她的著作问世后的更多历史转折负责。斯托夫人的功绩昭告后世:历史事件的发生、冲突和结局不单由政治左右,而是多重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家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