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概要
汤恩伯,抗战名将,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在南口战役、漳河战役、台儿庄战役、豫南会战、武汉会战、桂柳反击战,指挥所部重创日军、收复大片国土。1949年在台湾任战略顾问。
人物生平 人物简介
汤恩伯(1900—1954),名克勤,字恩伯,浙江武义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抗战名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先后毕业于武义壶山小学堂、金华省立第七中学转浙江体育专科学校。1920年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1922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科,后辍学。1924年经陈仪保举和资助,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科。1926年回国在浙江陈仪部为下级军官。1927年经陈仪举荐入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1928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第6期步兵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1931年初,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12月升任陆军第2师师长。1934年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连败红军,并率先攻入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1935年获陆军中将衔,同年任第13军军长。1936年底奉蒋介石命,驰援傅作义参加绥远抗战(但未能赶上参加百灵庙战役)。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在南口战役中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赢得“抗日铁汉”美誉。10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参加漳河战役,随后驰援山西第二战区,发起突袭、阻击日军的“子洪口战斗”。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担任机动兵团并反击获胜。6月起(至1943年)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春夏兼职主持国民政府军委会南岳干部游击训练班。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再次重创日军,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称,此次汤部使日军受到“歼灭性打击”。1939年底至1940年初,汤恩伯参加冬季攻势,颇有斩获。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1、2月间参加豫南会战,重创日军,被日军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1942年1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4月在豫中会战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11月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参加桂柳会战。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收复桂林等大片国土。后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至上海主持宁沪地区日军投降仪式。1945年12月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2月15日获“陆军中将加上将衔”,5月任首都卫戍司令。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春兼第1兵团司令,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引咎辞职。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10月参与金门战役,月底由金门去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病逝后被追晋陆军上将。
人物年表
1912年入武义县壶山小学读书。
1916年高小毕业,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
1917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918年与永康籍马阿谦结婚。
1919年浙江体专毕业,留校任教。后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长子汤建元出生。
1920年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排长,是陈仪的部下。浙军溃败后回乡,任东皋警察所巡官。
1921年与武义巨富之子童维梓东渡日本。
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4年5月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
192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教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与王竟白结婚。
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19军中校副团长,后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嗣后升任作战科科长。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中正赏识。
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副连长,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部队改编后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任第2师中将师长。
1932年任陆军第89师师长,后兼第四师师长。
1933年任“剿共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回乡祭祖,巧理纠纷后重修岭下汤祖坟,蒋中正为其墓碑题词“中山发祥”。
1934年初,率89师由江西进攻“福建人民政府”,1月13日攻入福州;2月任赣粤闽鄂“剿共军”东路军第五路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夏,接连击败红军,连克苏区将乐、泰宁、建宁、白水、石城等县;11月,汤部陈大庆旅率先突入中央苏区首都瑞金。
1935年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4月8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6年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率部驻绥远集宁,抗击伪蒙勾结日伪进犯。
1937年8月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指挥所部第13军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9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10月在河北漳河南岸阻击日军,掩护河北国军转移。10月底率
汤恩伯(左)和杜月笙(右)
第13军驰援晋绥第二战区,参加子洪口战斗。
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获国民政府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春夏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年底参加冬季攻势,斩获颇丰。
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冬,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1、2月间参加豫南会战,重创日军。会战结束后,华北日军对汤氏衔恨甚深,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汤恩伯曾组织所部展开救灾运动,赈济粮食,收养灾童,接济学生。
1943年,河南旱灾、蝗灾严重。汤恩伯再次发动所部节食救灾,并发动军民抢修黄泛堤防。2月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委员会干事。
1944年4月在豫湘桂会战中大溃败。因为贵州方面的张发奎不断告急,11月蒋调其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初独山陷落,陪都震动,急调汤恩伯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5月
1949年的蒋中正和汤恩伯及其他高级将领
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5-7月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9月抵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
1946年2月加上将衔,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加上将衔。7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兼南京警备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汤恩伯被撤职查办。7月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中正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
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5月任国防部厦门指挥所主任。7月任金门厦门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10月参与指挥“金门战役”,月底由金门去台湾,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赋在家。
1953年一月率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4年5月赴日本医治胃疾。6月29日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院去世。7月葬于台北县南宫之壶山,后迁葬于五指山公墓。病逝后被追晋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人物逝世
1948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汤恩伯在1948年冬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被调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见国民党败局已定,因不愿与蒋中正同归于尽,准备通电起义。为确保起义安全,陈在上海晤见汤恩伯,对他进行了起义的鼓动活动,要汤恩伯一同起义。汤恩伯在关键时候出卖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陈仪。事后,汤电告蒋中正,并嘱咐军统头目毛森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1949年2月,蒋免掉陈的省主席职务。
陈闲居上海,时汤恩伯已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不明底细的陈仪出于对汤的爱护,又忠告汤,要他放弃防守长江,及早率部投诚,事后汤背着李宗仁,又将陈的举动密报蒋中正。蒋在奉化电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他会同汤恩伯,将陈仪扣押起来。3月中旬,陈仪在寓中遭毛森诱捕。汤恩伯感到将陈关在上海有所不便,即用飞机将陈解押到衢州汤恩伯的临时公馆秘密监禁。5月初,浙江解放前夕,汤又下令将陈转解台湾,囚禁于基隆。后蒋中正把二·二八事件的罪责全加到他的头上,1950年6月将其枪毙。
汤恩伯到达台湾后,由于他并非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不容于当时掌控台湾的黄埔“土木系”。汤恩伯的所有职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再加上“卖师求荣”让他不见容于昔日同袍,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的所需巨额费用,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汤恩伯作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中,手术刀没能留住汤恩伯的性命。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4岁。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医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便记恨于汤恩伯,趁机报复。
据目击者说,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哀嚎不止,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1954年7月15日,汤恩伯灵柩自殡仪馆送往下葬,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等为其执绋。
蒋中正闻知汤恩伯死讯后,非常悲痛。他亲自参加了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公祭,并发布命令,追赠汤恩伯为“陆军上将”。
一个月后,蒋中正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说:“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恩伯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蒋中正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汤恩伯之死发表自己的感想,“告诫”其他后来者,还不如说他对汤恩伯当年丢掉上海仍然耿耿于怀。
人物评价
目前,海外学者对汤恩伯在抗日期间的评价一致高调,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畏惧的抗日名将。他在南口战役被称为“抗日铁汉”;对台儿庄战役大捷起到关键作用;在武汉会战中名列第九战区“应赏者”第一名;在随枣会战使日军受到“歼灭性打击”;在冬季攻势中斩获甚众;在枣宜会战围攻日第3师团使其遭重大伤亡;在豫南会战重创日军,被日军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在豫中会战最终虽溃败,也有反击密县日军的一些战绩;在桂柳会战收复独山解西南危局;在湘西会战痛歼日第58旅团;在桂柳反击战收复大片国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后,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因此遭到诟病。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但也有人认为河南人民称呼土匪为“蹚将”,因“汤”、“蹚”在河南话同音而讹误。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据称吴国桢亲眼目睹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
汤恩伯在对共产党的战争后期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一词来形容。这不仅加深了中共方面的宿怨,也令他最终失去蒋中正的青睐。因为战争状况受限于大环境,汤恩伯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但汤恩伯唯效忠蒋中正,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对台湾亦属有功。长期副手陈大庆在台湾当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亦可见汤恩伯的资历。
汤恩伯效忠蒋中正、蒋亦重用汤恩伯,汤恩伯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照准。但陈仪见大局不利,屡次鼓吹汤恩伯投共,动辄骂汤不识时务。汤原不回应,但终将陈投共心态告知蒋,原条件是保陈一命,但事情发展牵涉陈以往恩怨,且蒋欲杀鸡警猴,陈仪又拒绝向蒋认错,汤虽全力营救,但遭到蒋拒见,无法挽回,致陈仪被蒋枪毙,在到达台湾前,他还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汤仕途亦告终。
汤恩伯派系的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等。
轶事典故 抗战生涯
绥远抗战做后盾
1935年底,汤恩伯率所部13军追击长征的红军来到西北地区。1936年春,蒙古德王与伪军李守信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所谓的“蒙古军政府”,企图再建立一个伪国。察绥局势,日趋紧张。1936年5月,蒋介石命阎锡山增兵援助绥远傅作义,以加强绥远防务。但阎畏惧日军进攻山西及红军再度渡黄河东征,犹豫不决,请求中央军支援。8月,蒋介石分析国内外局势后再度致电阎锡山、傅作义,令阎锡山速援绥远,命傅作义对伪蒙军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汤恩伯第13军及门炳岳骑兵第7师增援傅作义。21日,汤部13军之第4师、第89师和此时归汤所辖的第72师,开始由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11月,百灵庙战役打响,汤部未及参与。12月14日,傅作义命令汤恩伯军、门炳岳师挺进至绥东前线南壕堑一带,迫使伪军王英部的王子修、安华亭两个旅在20日反正。
南口战役
1937年7月,全面抗战正式爆发。8月,汤恩伯任南口前敌总指挥,率第13军及其他国军共6万人,在怀来、南口、居庸关一线与7万日军血战20多日,直到张家口失陷。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第13军是这一场战役的主力,伤亡12600人,占全军人数的45%以上。这场防御战,中国军人打得勇猛、顽强、悲壮、机智。打掉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下了一次战役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记录,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时间,使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了。
在南口战役中,汤恩伯在前线指挥作战,其指挥部几次被敌军炮火炸毁,汤疲劳过度,“瘦的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地陷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记者小方在《血战居庸关》(载1937年9月29日天津《大公报》)中写道: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从战争发动以来他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瘦得像u2018鬼u2019一样,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么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
自此之后,汤恩伯“抗日铁汉”的美誉不胫而走。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短评写道:“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
漳河战役与子洪口战斗
第13军突围之后调河北刑台整训,汤恩伯升任第20军团军团长,辖第13军、第52军、第85军。正遇河北两路战线崩溃,汤军团抵挡突进的日军第14师团于漳河南岸,此即漳河战役。汤部掩护第一战区主力转进,鼓舞疲兵士气,再创日军第14师团土肥原部于安阳西北地区。直到10月31日敌未敢轻举妄动。漳河战役,“不但稳定了豫北,也保障了晋南,而屏藩了陇海铁路”。
汤直到10月31日才将防务交给第32军,亲率13军急调晋东增援娘子关(此时汤部第52军奉命留驻豫北侧击日军),再度应援第二战区,转战同蒲路。途中汤接军令部电令改援榆次,于是孤军深入太行山,天寒地冻、粮草不济、交通闭塞、敌情险恶,从安阳至晋中全程约500公里,长途跋涉。
11月,汤部驰援太原途中,太原已告失守。汤部在日军长驱南下之际,窥伺良机断然于子洪口附近突袭日军成功,解晋南之危,此即“援太原战役”,又称“子洪口战斗”。
12月月中,经月的子洪口战斗,因阻击沿同蒲路穷追的倭寇得胜而完功。其意义重大,“不但保障晋南,也使晋中的战局转危为安,主要的是,使我们才有机会去集结和收容由榆次、太原退却的大军”。“在我们看来,子洪口之捷、漳河之捷,是奠定中国最后胜利的两大远因”。
台儿庄大捷与争议
1938年1月,第20军团调南阳整训。2月即调归德,成为台儿庄战役之中坚。汤军团于1938年3月15日奉调开抵鲁南参加台儿庄战役。根据第五战区的战略部署,汤军团从台儿庄北上进入抱犊固山区。3月25日至26日,开展枣庄、郭里集之役,27日从抱犊尚南下,协同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向进犯台儿庄之敌猛攻。31日下午变更态势(这一变更引起后来的争议),于4月1日至3日在向城、兰陵一带进行扫荡作战,肃清来自临沂的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使坂本支队与懒谷支队会合成为泡影。4日至6日,汤军团继续南下,取得大顾珊之战的胜利并大败坂本支队于底阁、杨楼。6日,汤、孙两军在台儿庄东北造成了合围的态势,使懒谷支队全线崩溃,我军适时抓住战机,发起反击,一举取得了4月7日的台儿庄大捷。5月,汤恩伯因台儿庄战功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同时获得此章的有第二集团总司令孙连仲。
但是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表现,后来几十年却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毁之者根据《李宗仁回忆录》,谓汤恩伯在此役前后充分显露其对友军见死不救的一面:在藤县不救援池峰城部听凭其被日军击溃,而当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正面坚拒时,汤恩伯也是坐等西北军同日军连番血战,彼此拼光了所有预备队后才发动反攻,使日军大部败而不溃,顺利逃出包围圈。
而誉之者称汤恩伯“用兵灵活、合宜”(白崇禧语),认为汤恩伯是台儿庄制胜的举足轻重的关键因素。所谓台儿庄反攻时不听李宗仁命令、逡巡不前,是对汤军团与坂本支队迂回作战的误解。因为汤军团发现日军坂本支队已到达邵家庄,出现在20军团的侧翼;而另一日军主力已达到官庄,兰城一带,双方相距不足15公里。如果双方向两面推进,20军团无疑被摧毁,所以汤恩伯认为战场瞬息万变、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于31日下午下了个大胆决定,修改作战计划:以25师后移阻击向城的坂本支队;第4师攻击爱曲、秋湖一带的日军;89师抵达洪山镇以东,掩护25师。这么做,可以摆脱20军团侧翼威胁,使得其在最后的总攻没有后顾之忧,也能把肌谷师团的残部纳入包围卷,增加台儿庄的战果。只要其行动不影响大局,在军令部的最后通牒下达之前,汤部是有权决定出击的时间,就像西汉七国之乱时汉将周亚夫去救援梁国一样。总之,汤的行军路线是南下——迂回——南下的过程。虽然修改了作战计划,耽搁了三天的时间,但汤军团完成扫荡任务后,立即按照李宗仁的手令继续南下,对于台儿庄整体战局没有导致恶化,而且最终完成了对台儿庄之敌的合围。
李与汤向来不合,李坐镇徐州,只要求汤部完成任务而已,对于汤部所面临的处境无从知道,却一再说汤是畏敌不前、见死不救,并无道理。同为桂系的白崇禧在徐州会战后的总结中说:“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岩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宜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信夫认为,根据汤军团作战的全过程,该军团在台儿庄大捷中的作用有四个方面:第一,汤军团开抵鲁南前线后,在临城、官桥一带与敌接战,并在韩庄、利国骚沿运河布防,掩护了川军从滕县撤离,并阻止了日军沿津浦线南下冲过运河,直扑徐州,使日军不得不取道枣、峄南 下,在台儿庄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中。第二,汤军团向抱犊固迂回,进攻枣庄、郭里集,有力地牵制了日军,为汤军团南下配合孙军歼敌占据了有利的地势,赢得了歼敌的时间和空间。第三,汤军团对坂本支队的扫荡战,使坂本与獭谷两支队的会合成为泡影,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第四,汤军团继续南下,大顾珊与底阁、杨楼之战的胜利,使汤孙两军在台儿庄东北造成了合围日军的态势,迫使懒谷支队下令撤退,促成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胜利。
台儿庄战役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也刊发过《战地访问汤恩伯将军》(1938年4月24日)等充满赞誉的报道:“11点钟到达第20军团汤恩伯将军的前线指挥部。这儿距峄县城很近,不要说大炮的怒吼,连战斗酣热时的机关枪声,也声声入耳。守南口的名将汤将军,依然保持着勇迈的作风,带了两三个卫兵,到火线督战去了。午刻,汤将军拖了一根手杖,腰间配着左轮手枪,布鞋以及旧灰军服上堆满了灰土,淌着汗珠;脸上劳瘁的神色,较前年在绥东见面时,似乎判若两人。但他谈起话来,依然是那么豪迈”
徐州撤退与武汉会战
台儿庄大捷后,汤军团继续参加徐州会战后期作战,又与日寇激战月余。因战局变化,为保存有生力量长期抗战,1938年5月15日,军委会下令第五战区总撤退,16日汤恩伯受命兼任第五战区陇海兵团总指挥(副刘汝明),率部突围。由于时间紧急,第五战区对撤退路线之规划甚不周全,撤兵行动呈现混乱局面。所以第20军团宁可自择路线。汤军团掩护徐州地区大军50万撤退,又杀出日军包围圈。汤恩伯计划周密,指挥有方,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率5万大军一举突围,自择路线转移到南阳。全部辎重全部转移,连一门大炮都没丢。稍事补给后,汤部又折转津浦路南段出击,接应突围的友军。但汤的自择路线,使李宗仁长官对其仇恨甚深。旋调上高,兼第九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为武汉会战后盾。
1938年6—10月间,汤恩伯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外围作战。6月,汤恩伯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7月,蒋中正有意整顿一支攻击军,对日军后方进行战略突进,汤恩伯即受任为军委会突击军军长。这段历史少有人知,这个突击军辖第4师、第89师、第200师。其中的第200师当时是不折不扣的装甲师,军部并配署完整特种兵,可以说突击军是中国的第一支装甲军!这个突击军在上高整编,但是战局恶化过速,使军委会不得不放弃反攻大计,而将汤恩伯集团军使用于瑞昌、阳新、通山一带阻击战。
武汉会战中期,当日军第11军在九江地区集中兵力并向瑞昌方向进攻时,军事委员会为加强瑞昌以西山区的防御,将机动兵团第31集团军(辖第13、第85、第98军)从南昌以南的丰城、清江地区调至富池口、阳新以南及以东地区布防,并于8月23日令汤恩伯统一指挥原在瑞昌和富池口地区防守的第32军团(辖第52、92军)及第54军。
汤所辖各部在鄂南一带与敌激战,阻敌月余。其中日军第9师团在第31集团军坚强抗击下,伤亡惨重,进展甚微,一度被迫停止进攻,进行整顿。汤恩伯所辖各部也伤亡巨大。汤部核心部队第13军89师,减员至只缩编为4个营。收到军委会军政部嘉奖令:“汤总报:第110师、第50师、第14师、卢军等各部击溃顽敌,斩获甚众,殊堪嘉奖,抑即分别传谕嘉奖。鄂中。”
武汉会战结束后,1938年12月1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致电蒋介石,电陈在武汉会战中第九战区各部表现情况并申请奖惩,汤恩伯名列第九战区“应赏者”第一位:“重庆蒋委员长:……查本战区各军师考绩表业于南岳会议时呈送在案,谨再电呈如下:(一):应赏者(一)卅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有方。(二)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章指挥沉着确实。”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接近尾声,第31集团军调往邵阳整补。1939年元月开宜城,再度隶属第五战区。
1938年11月底,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南岳为大本营,创建“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以汤恩伯“游干班”为主任,以中共方面的叶剑英为副主任。之后为表示重视,蒋介石亲任主任,以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任命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但实际上还是由汤、叶主持。
国民党方面之所以派出汤恩伯来主持这个训练班,大概是因为台儿庄大捷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汤是一位运动战的专家。白崇禧在台儿庄战役后就说过:打阵地战只有孙连仲,能攻能守的是张自忠,但打弹性最大的运动战只有汤恩伯。
南岳游干班1939年2月15日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1046人。他们来自全国各部队,大多数人是黄埔军校和南京中央军校的毕业生。
这次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汤恩伯展示其卓越才能的一个重要平台。在教学中,他把握教育的重点,吸引学员思想目标环绕着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同时,善于揣摩学员的心理和要求,当机立断地解决很多难题。他所表现出来的无穷活力和关心民族存亡的真实感情,给予来自全国各个战场的学员以坚定的信心和鼓励,从而汇成抗战力量的洪流.
随枣会战予日军“歼灭性打击”
1939年4月17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制定《乇号作战会战指导策略》,计划在5月上旬发动对第五战区中国军队的打击,摧毁中国军队抵抗意志,然后再迅速返回原防。其中特别提到要“歼灭其中核兵团第31集团军(汤部)的两个军于唐河以南之枣阳附近”。5月1日,日军三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第3、第13、第16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在战车第3联队的配合下,向鄂西攻击。当时,位于枣阳东南地区的汤恩伯第31集团军,遭遇自应山方向而来的日军第3师团的攻击,双方高城一线激战数日,汤集团一面顽强抵抗,一面频繁组织反击、逆袭。双方伤亡均惨重。至6日,日军才在坦克和火炮支援下,突破塔儿湾、高城一线。但由于国军奋力抗击,进展仍迟缓。而日军第13、16师团,自钟祥、京山一线出发后,已经于8日占领枣阳,将第五战区左右翼集团一分为二,更使位于枣阳东南的第31集团军陷入被两面包抄的境地。10日,第31集团军向北突围至泌阳一带,跳出敌人包围圈。13日,战区以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向南阳、唐河西南反攻,以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向枣阳地区反攻,对唐河以南敌军形成夹攻之势。同时战区又令第二集团军第68军刘汝明部出桐柏山麓截击自信阳西进的敌军,以江防军郭忏一部向京山、钟祥以南的敌军后方进击。13、14日,日军认为已经达到其作战目的,又因作战消耗,开始撤退。第五战区利用有利态势,尾随追击和侧击、阻击,予敌重创。
冈村宁次后来也在其回忆录中说到:“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曾与汤恩伯两次交锋,再综合其他情报来看,他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襄东会战时,我第十一军曾猛攻敌正面的一角,汤恩伯则亲率主力向这一角反击,并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围,受到歼灭性打击。”
在抗战期间,日军自己承认“受到歼灭性打击”是不多见的。在随枣会战,汤恩伯部纵横襄花路,成为日军口中的坚强部队。
冬季攻势颇有斩获
1939年底,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发动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冬季攻势,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为主,其他战区辅攻。第五战区方面,汤恩伯被任命为鄂北兵团总指挥(下辖第31集团军13军、85军及92军3个军)。12月28日,鄂北兵团各部向攻击阵地进发,自1940年1月5日,分别向徐家店、平靖关、花山等处日军袭击,与日军第三师团激战至1月中旬。1月20日至23日,与敌决战。20日晚,又以号酉电5条规定各部围歼日敌行动。21日午后,又以马未参一电电文七条发布追击命令。23日,得胜,毙敌4000余人。所部各军师伤亡6000余人。缴获仅步枪弹一项,就有169万发。
日军承认,在国军的冬季攻势中,防守信阳、 应山的第三师团及防守襄河河畔的第十三师团在整个冬季攻势中“受到敌军顽强、 频繁反复进攻”,伤亡巨大。
冬季攻势结束后,汤恩伯第31集团军所在的第五战区获得嘉奖,蒋介石称:“此次冬季攻势获得真价值之战果者,当以贵战区(指第五战区)为第一”。
枣宜会战有声有色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中央兵团完全崩溃,最终陷于被动和失利,丢失重镇宜昌,但是在局部战场,汤恩伯第31集团军仍打的有声有色。
战前,汤恩伯第31集团军(当时辖第13、第29、第85、第92军)被布置枣阳东北地区作为战区机动兵团。会战第一阶段(又称襄东战役),日军右翼第的第三师团(加强来自第40师团的石本支队,两个战车联队与一个工兵联队)率先自信阳及以北地区沿桐柏山北麓向西进攻,指向桐柏与泌阳,当日即突破孙连仲第2集团军正面,次日,其左翼,第13师团也从钟祥发动攻击,当日便突破张自忠第33集团军正面,两路日军突破后便全力北进,直指枣阳。第33与第2集团军主力则尾追日军之后俟机伏击之。5月4日,日军第39师团(加强池田支队)于中央战线发起攻势,立即突破黄琪翔第11集团军正面,第11集团军当下以45军向西南方转移,而以第84军往西北转移,力图防守枣阳。第3师团占领唐河,第13师团北进至王集,第39师团进抵随阳店,对枣阳构成合围之势。但各路日军之间空隙较大,守军逐次抵抗后,在日军包围圈尚未合拢时及时转向外线。日军占领枣阳,宣称汉水左(东)岸作战之目的已经完成,其实并未实现捕捉第五战区主力的企图。重庆向五战区下达了总攻令,此时,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六个师在北,于南阳地区急速南下,第33集团军的五个师在南,45军及94军尾追日军的五个师在东南,几乎已包围日军。一场激战就此展开。在北面,汤恩伯第31集团军等六个军17个师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被围的日军第3师团展开进攻,并将其分割。日军第3师团携带粮弹不多,兵站线已被切断,情况危急。其第29旅团向师团求援的电报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一个大队。”至15日,第3师团在日军第11军战车团协同下才突出重围,16日夜撤回枣阳集结,但遭到重大伤亡。被围攻3日间,日军第三师团及石本支队伤亡达4000余人。但在南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第13、第39师团作战时,不幸壮烈殉国,第13、第39师团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手后北上会合枣阳第3师团,大举反攻。第五战区部队猝不及防,向白河以西转移。会战第一阶段结束。
在会战第二阶段(即宜昌攻防战),日军集结在唐河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后,派遣第3、第39师团东渡汉水进攻襄樊。第五战区事前判断失误,未在汉水以东留置相应部队,令汤恩伯第31集团军等部火速增援襄樊,但日军还是轻取襄阳。随后第3、第39师团分别沿襄阳、南漳、遂安道及宜城、荆门、当阳道转而南下,平行而进,目标直指宜昌。军委会急令各路国军纷纷增援宜昌一带,其中汤恩伯率第13、第29、第85、第92军由襄阳附近渡河,沿襄阳公路向南前进,增援荆、当地区。日军占领当阳,尾随而至的汤恩伯部则在荆门以北与日军接战,为敌所阻。宜昌沦陷,日军短暂放弃宜昌后,又重新占领。虽经我军大力反攻,未能奏效。自此,会战结束。
豫南会战”
1941年1、2月,汤恩伯部在豫南会战中与日军大战于舞阳等地,日军再度遭到重击。华北日军对汤恩伯衔恨至深,
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汤恩伯部来到阜阳、项城一带。日军自供:“(日本第11)军得悉自去年10月中旬不知下落的汤恩伯部,现在位于信阳以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汤恩伯部很早就在江北的第一线与日军交战,可称为日军之宿敌。攻占宜昌后,该敌被配置在宜昌——当阳——荆门——安陆之间,是与日军第一线距离最近之敌。这天,第三师团很快做出要求对汤军做一决战的提议。军也于翌3日也将其作战方案通知给第三师团,于是军的作战设想很快完成。”可见,日军发动“豫南作战”,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打击汤恩伯第31集团军。此外,日第11军还有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威胁的目的。为此,日军纠集步兵7个师团、骑兵1个旅团、战车3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左、中、右3个兵团,分三路,准备向豫南发起进攻。 第5战区司令长官决定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主力转向两翼,待日军进攻兵力分散之时,从其两侧及背后围歼之。
1 月24日夜,日军左兵团第3师团主力和第4师团一部向信阳北侧守军阵地实施奔袭,企图切断守军退路,但遭到第2 集团军第68军的顽强抵抗,奔袭未能奏效。25日,日军中央兵团和右兵团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由信阳、罗山地区沿平汉铁路及其两侧,分向遂平、舞阳、上蔡地区进攻。
26 日,日军各路分别进至泌阳、高邑、确山、邢店一线,27日进至春水、沙河店、驻马店东西之线。此时,汤恩伯第31集团军以第85军李楚瀛部由临泉向上蔡附近机动,第13军张雪中部由舞阳向象河关附近推进;第2集团军以第68军向象河关以南日军尾随袭击,第55军由南阳向唐河方面前进;第33集团军以第59军由樊城向南阳推进。29 日,左翼日军第3师团及第4师团一部在尚店、小史店附近,遭到汤部第13军张雪中部猛烈攻击,汤部击毙、击伤日军约3000人,击毁坦克6辆。日军中央兵团沿平汉线继续突进至遂平,而汤恩伯第31集团军早已撤出平汉路沿线地区,日军企图捕捉第5战区主力未遂,日军右兵团第40师团在汝南、上蔡间地区遭到汤部第85军侧击,损失较重。
30 日,日军中央兵团以一部向上蔡支援其右兵团,主力经西平向舞阳迂回,企图与左兵团夹击舞阳以南守军。但该地汤部第13军已向叶县转移,汤部第85军亦向郾城附近转移,日军合击未能奏效。此际,汤恩伯第31集团军第29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55、第59、第68 军,分由泌阳、唐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舞阳方向,袭击日军后方,断其补给。大别山兵团时属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第84 军莫树杰部已于29 日克复正阳,尾随日军右兵团之后,日军进至上蔡、舞阳之线后。企图与第5 战区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后方交通线受到袭扰,遂于 2 月 2 日开始撤退。日军第3师团在舞阳以西的保安集结时,从电话窃听中得知南阳为该地守军通讯枢纽,在返回途中于 2 月4 日攻陷了南阳,并由南阳向唐河、泌阳方面迂回,企图与由舞阳经象河关南撤之中央兵团夹击第29集团军主力,但均来得逞,于2月7日撤回信阳。汤恩伯第31集团军之第29军陈大庆部尾随追击第3师团于桐柏地区,歼敌1千余人。而日军中央和右翼兵团也经汝南撤回信阳,至此双方恢复原态势。
此外,此次会战中,日军第21师团一部、第4骑兵旅团还在豫东皖北地区发动牵制攻势,时属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第92军李仙洲部和骑兵第2军何柱国部击退之,毙伤日军约1500余人。
“水旱黄汤”
1940年冬(一说在1941年初),汤恩伯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鲁苏豫皖边区分会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第31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1月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成立副长官部,并自兼“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临泉第10训练班主任。1943年9月改兼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由王仲廉接任)。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
掌握大军的汤恩伯,尽管竭尽全力严治军纪,终因兵多员杂,难奏全效。队伍迅速扩大,靠中央补给的军费是远远不够的,国民政府只发给正规部队的军费,其他部队的经费只能由汤恩伯自行解决。这时经幕僚策划,汤恩伯在界首设立鼎泰公司,把后方出产的桐油、茶叶、南阳绸等土特产运到沦陷区出售;又把上海等地的化妆品、日用品、汽油等物资运到后方脱手,从中收取利润。此后,汤恩伯又在界首设立物资管理处,操纵对日伪物资套购、交换及对蒋管区农产品收购和垄断。此外,还在累河开设中华烟厂、在禹川开设陶瓷厂及毛纺厂。可见,为保障扩编后部队的日常支出需要,汤恩伯已经实施了多种经营,只要有钱赚,便设法去图。为解决枪支、被服的难题,汤恩伯还提出“自力更生、长期打算”的口号。在累河等地设立兵工厂,修理和自制军械配给杂牌部队。利用军队眷属力量,在军中设立被服厂、军鞋厂、染织厂等。
汤恩伯兼长民政之后豫南大灾,但汤部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据说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著名的“汤粮”。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
但亦有说法,称“水、旱、蝗、汤”其实是“水、旱、蝗、蹚”,“蹚”是河南话“蹚将”(土匪)之意。
抗战时期,为吸引沦陷区青少年、协助河南文化建设、筹备河南人才,1942年10月,汤恩伯还主办“鲁苏皖豫政治学院”(后改称边区学院,豫中会战后停办)。其大学部学生约300人,高初中部学生约2200人,教授教师260余人,校园面积20-30亩,经费由汤负责。这几年间,汤恩伯还曾安排:王仲廉总司令代管教育部在太和的国立第21中学,李仙洲总司令代管教育部在阜阳的国立第22中学,何柱国总司令负责界首中学。而第12、13、29、85、暂编第15军,各军长负责办一所随军中学。经费除一点开拔费外,各自均从各军经费中挤出。办学期间,“从鲁苏豫皖冀流入所属边区学院、各中学、童养院、青训团等男女学生近万人”。
当时主持河南教育厅工作的鲁荡平,回忆当年汤恩伯救助学子的事情称:省会开封沦陷后,省府迁驻南阳,自黄河对岸敌寇盘踞区域逃往后方的学生络绎不绝。……经设立战区中学予以安置,但为学生衣食大伤脑筋。其时汤将军正统率第31集团军驻节南阳一带,我一谈及此事,汤将军即慨然帮助解决。他把大批从军队里换下来的军服和布鞋,送给毫无经济来源的学生;又在采购军粮时,按照军粮价格代购粮食,供学生充饥,其深仁厚泽,被及万千学子。
鲁荡平得解难题,深为感动,当时还赋七律一章赠予汤恩伯。诗云:
敌忾同仇胆共尝,雄师几度驻南阳。
三千桃李沾膏泽,百万貔貅跃战场。
痛扫妖氛光祖国,誓填瀛海并夷疆。
从来革命称汤武,况复将军本姓汤。
豫中会战的溃败与争议
豫中会战过程
1944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研究制订河南作战(中方称豫中会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从1944 年春季起,先突破对方正面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佯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许昌或郾城地区后,向西迂回,围歼第1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
日军此次会战,出动兵力14.8万人,马匹3.3万,汽车6100辆,火炮269门,坦克装甲车691辆(内坦克225辆)。另有日军第五航空军第2飞行团各种飞机168架参战,还得到驻武汉的第一飞行团配合。
日军在作战前,又特地要求寻找歼灭汤恩伯部。日军称:“汤恩伯将军在重庆军(指重庆国民政府统辖的国军)中也是第一流人物,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部下的仰望……因此早已断定,一旦我军进攻,其抗战的核心即汤恩伯及其直系军”。
2月7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幕僚会议上特地提出指示:“目标为汤恩伯军。作战时如果猛攻密县,汤军主力当来应战,应考虑对其大举包围以歼灭之”。
第1战区在察觉日军进攻企图后,计划以沿河防及平汉铁路线地区构成守势地带阻击日军,以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待机向深入之日军实施反击。其作战指导与部署是:以广武、汜水及其以东河防守备部队,先阻止日军渡河,若敌人渡河成功,则以荥阳、郑州、洧川、长葛、许昌一带据点工事,消耗疲惫日军,同时汤恩伯兵团一部及第 4 集团军于登封、密县以北山地,形成自密县至汜水间之防御地带。另于临汝、密县、禹县、叶县等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并以第 78 军、第 89 军固守许昌、郾城、遂平、舞阳四个据点,以第 72、第 13、第 29 军秘密集结于攻势地区,统归副长官汤恩伯指挥与日军决战。
4月18日零时,日第37师团及独立第7旅团于河南开封以西中牟一带渡过黄河,经激战后突破暂编第15军阵地,分路向郑州、新郑、尉氏、洧川等地突进。至21日,新郑、尉氏被日军攻陷,中国守军暂编第15军及第2旅、第3旅退守许昌西北地区,24日密县失陷,中国第85军转守西方山地,阻击日军进攻。
豫北方面日军第110师团、第62师,于4月19日晨向防守邙山头阵地的中国第85军发起攻击。21 日突破河防阵地后,侵占广武、汜水,22 日又陷荥阳。24 日,由荥阳南下之日军第 110 师与由郭店西进之日军第37师占领密县,并继续向西南方向进攻。此时,中国第1战区第4集团军防守该地部队退守荥阳、密县以西之虎牢关至马驹岭一线,阻止日军西进。26 日起以汤恩伯嫡系第31集团军主力第13、29军及第28集团军之85军,自登封一带向密县附近之日军110师团实施反击,并先后收复马鸣寺、景店、唐庄,并攻至城郊七里岗,毙伤敌800余人,迫敌改取守势。
会战以来,日军认为“汤恩伯在(日军)第12军的作战开始后,行动表现积极,而且其主力正在北上,决心猛扑过来”。随后,汤恩伯主力第13军、第85军集结在登封一带向密县日军反击的消息被日军获悉后,冈村宁次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不断以电话和电报命令日军第12军:“赶快咬住第13军,予以歼灭!”为此,日军第12军修改自郾城向西迂回的方案,改采在许昌向西迂回,以快速围歼汤恩伯部第13军。
激战至30日,日军后续兵团(第27师团、坦克第3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等,已集结于密县、郑州地区,迅速向禹县、襄城、许昌等地猛攻,与中国军队第28、第31集团军展开激战。4月30日日军对许昌发起攻击当日,蒋介石命令汤恩伯部对许昌之敌发起反击。汤遵命令第28集团军李仙洲一部向襄城、禹县方向移动,企图打击围攻许昌日军的侧翼,但被日军击败。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守军新编29师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奋战殉国。日军并以坦克第3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向襄城、郏县急速突进。3 日,侵占郏县、禹县,4 日陷临汝。6 日,再陷登封、宝丰、鲁山,并以其先头一部进抵洛阳以南龙门附近。
此时,位于登封附近休整并准备反击的汤集团第31集团军已经被快速突进的日军包围,与敌激战周旋数日后,汤部于5月5日夜,开始由临汝以东之山地,突破日军封锁线,西撤至伏牛山区。日军围歼汤恩伯部主力的目的,最终没能达到。
为阻滞向龙门突进的日军,第6战区急调刘勘兵团进至龙门、伊川、嵩县一带防守。5月7日,由许昌南犯之日军第 27师攻占郾城、漯河。同日,由信阳北进之日军独立步兵第 11 旅攻占遂平。8日,日军南北会攻夺占西平,终于打通了平汉铁路。此后,日军即集中主力向洛阳进攻。25 日,经激战,洛阳古城沦陷,豫中会战结束。
5月下旬,汤部调整好撤退到伏牛山区的第31集团军各部,曾向洛阳西南的宜阳一带反攻,后因洛阳沦陷停止。
失败原因简析和传言的辨析
此次会战,第一战区丧师失地,作为战区副长官的汤恩伯固然是难辞其咎,但是若是将战败的责任都归于汤一人头上,尤其是都归到所谓汤军“纪律差”之上,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其实失败原因从客观上讲有:1,日军破译了中方的通讯密码,汤恩伯与蒋介石等的很多电文被日军破译,使日军了解了中方的动态;2,此次日军出动了坦克装甲车691辆(内坦克225辆)并集中使用快速突击,而河南又为平原地区,使中方难以招架;3,中方第一战区的一少半部队都是新兵部队,如精锐第13军中的第117师、暂编15军中的暂27师、新29师、暂55师,或是新编战力尚未养成,或是无作战经验,也无装备补充;4,美援武器来得太少,来的部分90%又都被史迪威投入滇缅战场,直到1944年9月,国内国军获得的美援陆军武器仅火箭筒506具,迫击炮30门,战车防御枪618挺,山炮96门,步枪1000支,机枪531挺;5,因油料等原因,中美空军于豫中会战出动仅400架次,而日军出动达则有1700架次,日军出动架次是中方的4倍多;等等。主观的因素有:1,1943年以后,国民政府高层认为日本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依赖盟军等待胜利的思想;2,统帅部军委会和战区战前的误判和指挥失误,虽然判断日军将进攻,但认为日军仅是要打通平汉路和打击中国军队而已,会像以前的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等一样打完就恢复态势;3汤恩伯以贸易养军,商业气息腐蚀了部队战斗力;4汤恩伯与蒋鼎文的矛盾使“将帅不和”;等等。
但另有很多对汤恩伯和汤部的指责,则是以讹传讹或是证据不足的。诸如传说此次会战中,很多豫西“百姓”趁势拿起锄头、大刀,成群地向国军部队发起攻击,而且专打13军;又传言汤恩伯警卫旅被缴枪,汤恩伯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走。并说汤部遭袭击是因为汤部平时欺压百姓所致。但汤部平日驻守在豫中和豫南,豫西并不是汤部的驻扎区,即便汤部平时“压榨”百姓,也压榨不到豫西百姓;反而在汤恩伯部驻扎的豫南、豫中,并无当地百姓袭击汤军的记录。另据有关资料,在豫西攻击国军败兵并缴其枪械的,并非“普通百姓”或“农民”,而是原豫西“土皇帝”别廷芳遗留下的地方武装李杰卿及别廷芳之子,以及地方土匪上官子平等人。而且这些地方武装和土匪武装,袭击的也并不仅限于汤部,隶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新八军胡伯翰部、第36集团军李家钰部、第38军张耀明部,甚至连从第八战区过来支援、之前从未驻扎过河南的第14军等部,都曾受到豫西土匪、地方武装的包围、袭击,1945年时土匪上官子平甚至还袭击过八路军。显然,是否遭受袭击与是不是汤恩伯部是没有联系的。
“汤恩伯遭袭击化妆成伙夫逃跑”也是子虚乌有之事,实际上,当汤兵团主力在嵩山一带被日军包围的时候,其本人并没有跟随大部队,而是在洛阳一战区长官部开会。实际情况是当时国军31集团军被日军包围在嵩山内。第31集团军在艰难的突围中,电话无法联络,汤恩伯不得已派出总部之第三电台在一个班的陪护下到前方指挥所发电,后来这个电台班在嵩县被地方团队缴获,护卫班寡不敌众,全部被缴械,与第31集团军联络亦告中断。后来不得已,委托弃军归乡的原第二十路军75师师长宋天才出面协调,直到8日下午,电台才被送回来【《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P234】。这就是现在流传甚广的汤恩伯被河南民众缴械的真实经过。
汤恩伯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如何狼狈,其实汤恩伯部之退尚称可佳。日军检讨即称“虽以机动之装甲第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超越绕攻至临汝,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之汤兵团主力”,“我军之作战目的,始终未能达成”。结论出自最善遮掩的日寇之口,可觇其实。
豫中会战失败后,汤部和第一战区其他国军被指责毫无战斗意志,但实际上日军4月28日的电文中称:敌军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决地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容易崩溃。
桂柳会战与湘西会战
豫中会战失利后,汤恩伯于1944年8月被撤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9月,日军发起桂柳会战,西南危急。11月初,汤临危受命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军委会紧急抽调第一战区第9、第13、第57军,第六战区第87、94军,第八战区第29、98军归汤恩伯指挥,以守卫贵州,巩固陪都重庆。但当时这些部队都离贵州较远,需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汤仅为一空头司令。汤领命后立即不顾安危,先率司令部数十人前往贵州视察。11月中下旬,日军攻陷宜北、河池等地,并于12月初直逼黔南重镇独山,陪都震动。此时,汤恩伯急催各军迅速前进,幸亏所属第29军孙元良部、第98军刘希程部及时赶到,在汤的指挥下国军将日军击退,收复独山,双方对峙于河池,西南终于转危为安。
1945年3月汤恩伯出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所部中第13军、第71军、第94军在此时换装美械装备。
3月25日,在该日之日军情报关情1号、关演情1号中,均有对汤部及汤本人军事动向的表述,称“必须注意汤恩伯之动向”。
4月,湘西会战爆发,汤恩伯指挥第3方面军下辖之第94军、26军参战,在战场南翼武冈地区配合第58师等友军反击日军第58旅团、第34师团,痛歼倭寇,对湘西大捷起到相当作用。
另一方面,仍留豫西的原汤部第31集团军王仲廉部,在1945年3-5月间的豫西鄂北会战中,于豫西西峡口、重阳店一带与日寇第110师团、战车第3师团奋战,并取得胜利。
反攻广州计划和桂柳追击战
1945年2月,蒋介石批准了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制定的反攻广州、香港的大反攻计划,准备在1946年春反攻广州、香港,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即收复柳州、南宁地区。而4月,随着日军在亚洲各个战场的败退,日本大本营下令收缩华南防线。
5-7月,为实施大反攻计划的第一阶段,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令第2方面军张发奎部2个军与第3方面军汤恩伯部4个军发起桂柳反击战,追歼日军收复国土。汤恩伯第3方面军5月21日收复河池,23 日攻克德胜,6月6 日收复宜山。此时,日军由柳州增援宜山,与第29军展开反复争夺,激战至6月14日,第29军再克宜山。6月30日第3方面军在第2方面军配合下收复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至7月24日,第3方面军第29军连克中渡、黄冕、阳朔、白沙,并经激战夺占桂林南方门户永福,直逼桂林近郊。是时,第3方面军主力第 27 集团军自越城岭向桂林推进,7月10日攻占南圩,26日克义宁,在各路包围总攻下,27 日收复桂林。日军仓惶向全县方向逃窜,又被迫歼一部,8月17日收复全县。至此,中国军队向前推进 350余公里,将桂柳地区及广西全省全部收复。
7月初,因各路国军进展顺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重新修订“反攻广州计划”,其中赋予汤恩伯第3方面军的任务是:该方面军应在7月底攻占桂林,以后用一个军由全县、零陵,会攻湘南重镇衡阳,并依攻势之进展,掩护第4方面军南翼;另以一个军由贺县进攻曲江,并由曲江南下会攻广州;同时以第27集团军向乐昌、宜章、郴县攻击,截断日军南北交通。包括汤恩伯部在内的各路国军正准备于9月1日实施反攻广州计划,却于8月15日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因此这一宏大的反攻计划未及实施。
日军投降后,汤恩伯先飞赴芷江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会商日军投降事宜,9月初汤恩伯再飞赴南京,参加9月9日在南京举办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10日,汤恩伯作为宁沪地区受降主官接受该地日军的投降。
内战时期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汤恩伯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区未能克敌,手下之国军主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汤恩伯因而被撤职,后转任首都(南京市)卫戍司令。不过随后因黄泛区大会战,有其战功,因而又于1947年兼任陆军副司令,并曾代理总司令,此为汤恩伯军旅生涯最高职位。1949年蒋中正下野后,力荐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负责隔江保护南京、上海。但是代总统李宗仁对汤恩伯能否胜任表示质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说:“汤恩伯当一师长已嫌过份,你蒋中正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不久,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随即占南京和上海,汤恩伯将所部撤往福建、台湾。期间与汤恩伯亦师亦友的陈仪试图向汤恩伯策反,劝汤恩伯投奔中共,为汤恩伯所拒,并密报蒋中正,陈仪被捕。同年8月,汤恩伯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厦门警备司令。在厦门被解放军占领后,汤恩伯将总部移到金门,督导李良荣二十二兵团,在胡琏十二兵团部分抵金门后,渡海进攻金门的解放军全数阵亡、被俘,是为古宁头战役(金门战役)。之后前往台湾任战略顾问。1954年于日本庆应大学病院治疗胃疾时并发症逝世,一说是被日本医生谋杀。
汤恩伯在内战时表现极差,将一生勋业败尽。徐州绥署之攻势的确为其攻势作战指挥之素养不足,而对京沪防卫战则有过大的期待,但整体败局实在无从挽救,厦门之弃军而走则为一生之最大污点。
个人家庭
汤恩伯祖父是汤李乾,祖母是群妹,父亲是武义县地主汤家彩,母亲是林秀凤。
汤恩伯第一任妻子是马阿谦,后汤恩伯给其300银元与之离婚,两人育有长子汤建元,第二任妻子是陈仪的义女王竟白,两人育有长女汤国梅、次女汤国兰、三女汤国芳、四女汤国丽和幼子汤建平。1950年陈仪被处决后,王竟白对汤恩伯产生怨恨,除四女汤国丽留在台湾外,与其余三女一子前往美国定居。
汤恩伯孙女有汤晓娟,另有胞弟汤恩华和侄子汤建宏。
后世纪念 故居
汤恩伯故居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汤村,是一座旧式砖木结构的带楼层的四合院。外墙通体白色,院落进门是天井,两边是厢房,堂屋正中挂着汤恩伯身穿戎装的照片,两边挂着汤恩伯生前好友及后人的对联和对汤恩伯生平事迹的概略,客厅里布满了汤恩伯及其家人的照片。1998年故居被列为武义县文物保护单位。
公馆
汤恩伯公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三步两桥12号,为面朝南的平房,以拱形门和踏步强调入口,屋顶设烟囱。公馆原为广东李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建造,抗战期间被日军侵占为军官司宿舍,1946年汤恩伯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后,以其妻王竟白名义,用法币2500万元购得。
艺术形象 电影介绍
电影名:血战台儿庄
导 演:杨光远翟俊杰
编 剧:田军利 费林军
上 映:1986年
地 区:中国大陆
语 言:国语
颜 色:彩色
类 型:战争片
血战台儿庄 (1986)
故事梗概
1938年春,侵华日军新任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陆军大将,接替了松井石根的统帅权。为一举打通津浦线,他打算与华北方面军南北夹攻,合围徐州。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冒着硝烟炮火,急速抵达徐州,亲自布置战略,与敌人进行决战。李将军力排众议,起用了代人受过、被民众斥为“汉奸”的张自忠,同时,将川军王铭章师收编进自己麾下。不久,在津浦路北线的韩复榘集团军为保存实力,擅自放弃重镇济南,致使津浦线大门洞开。日军主力矶谷乘虚南下,连克泰安、济宁、大汶口…… 蒋介石闻讯,将韩骗至开封扣留,后押赴武昌枪决。日军坂坦师团为策应津浦线上矶谷师团的正面进攻,占领青岛后,沿胶济线进迫鲁南军事重镇临沂,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台儿庄会战的序幕拉开。临沂激战,庞炳勋集团伤亡惨重。李宗仁命张自忠部队增援。由于张自忠部队及时赶到,与庞炳勋部队前后夹攻,打得日寇溃不成军,保住了阵地。3月15日,日军矶谷师团不待东南两路日军的配合,抢先入关,直扑滕县,与王铭章的川军一二师展开激战。由于汤恩伯没有及时增援,致使滕县失守,王铭章以身殉国。日军攻克滕县,又全力向徐州进犯。李宗仁决定扼守要塞台儿庄,在这里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决战。他迅速向孙连仲、张自忠、汤恩伯几个集团军下达了命令,并做了周密部署。经过与日寇空军、坦克部队几个回合的拼杀,孙连仲部伤亡惨重,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张静波营长又因负伤临阵脱逃。池峰城激愤之中决定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炸掉唯一的退路–运河浮桥,忍痛处决了张静波。屡遭挫折的日军改变部署,遂占领了台儿庄四分之三。但抄后路的汤恩伯却依然按兵不动,李宗仁以军法严令汤立刻出兵,汤恩伯不得不率部队从侧后向日军进攻。同时,台儿庄一线中国守军全线反击,日军矶谷师团陷入重围。中国军队乘胜进击,全歼日军于台儿庄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向国民军事委员会发出电报,台儿庄大战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