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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涂通今生于1914年，福建省长汀县人。长征中走出的医学博士,将军，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卫生所医生、所长，中央教导师医务主任，后方第四医院医务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延安和平医院主治军医。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野战军东线兵团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中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1951年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1955年获医学副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和该院副兵团职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叁级八一勋章,叁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译著有《苏联神经外科手术学》、撰写编译《急症神经外科学》等10本专著。
少年
1914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是贡生，父亲是文盲。涂通今读了几年私塾和高小。1929年，红军占领长汀，涂通今的父亲参加了农会和赤卫队，涂通今参加了少先队，1930年参加县苏维埃宣传队。
年表
1914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涂通今读了几年私塾和高小。
1929年，红军占领长汀，涂通今的父亲参加了农会和赤卫队，涂通今参加了少先队，
1930年参加县苏维埃宣传队。
1932年，在当区苏维埃代表的父亲的支持下，涂通今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苏区正处于反“围剿”斗争期间，战斗的伤亡使得红军对于医护人员的急需凸显，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涂通今参加红军后立即被分配到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入院第二天有个考试，题目是“为什么要学看护？”乍一看题，涂通今这个高小毕业的孩子懵住了，猛然间，他想起医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凭着记忆，他把这句话一字不落地写在答卷上。发榜时，涂通今名列第一！
做了8个月的看护工作，涂通今被选送到位于江西兴国县茶岭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习。这是他接受正规医学教育的起点。也就是在红军卫生学校的紧张学习中，涂通今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10月涂通今考入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学员近30名。李治当时是专职教员。红军卫生学校成立于1931年，开始称红军军医学校，贺诚是第一任校长，第一期学员25名，有张汝光、刘放、游胜华。1932年红军军医学校改称红军卫生学校。
1933年，红军卫生学校和傅连璋的红色医务学校合并，李治负责教解剖、生理、细菌，孙仪之教病理、内科和诊断。
1933年，涂通今毕业，红3师8团军医。不久红3师与红12军合并为红9军团，他仍在8团任军医。长征开始时，他担任红9军团兵站医院1所主治医生。到遵义后，红9军团兵站医院撤消，他担任红9军团司令部卫生所所长。红9军团改编为红32军，他担任96师卫生部医务主任。长征结束后，96师师部划归中央教导师，任师医院1所所长、师卫生处医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涂通今历任八路军第4后方医院医务科科长、干部结核病疗养所副所长、八路军第2后方医院医务科科长。
1938年12月初，涂通今被派往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特训班”进修深造。在这里，他认识了王黎。
1940年，学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涂通今在该校学习了4年。
1942年毕业，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他曾经为两个团扑灭了疥疮。解放战争，涂通今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接管了哈尔滨伪满军医大学，改编为东北军医大学，兼任校长。
1945年8月28日，涂通今去中央组织部请示工作，彭真告诉他，党中央已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定，党校和延安的大多数干部都要到东北去，原定去山东、中南及华东等地的干部也要改变方向折向东北，涂通今也在此列。匆匆告别王黎后，涂通今先去了沈阳，后又跟随陈云去了哈尔滨，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长，
1947年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卫生部部长，
1949年任四野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四野入关后，他担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组建华中医学院，兼任院长、党委书记。
1951年，涂通今与钱信忠、潘世征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生。涂通今以优异成绩被苏联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录取。涂通今在苏联学习期间，熟练掌握了俄语，在神经外科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1955年取得副博士学位。继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特别系学习。
1956年，涂通今回国，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九一叁”事件后，涂通今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临时帮助工作，任代理院长和书记，主持全院工作。1956年在第四军医大学组建了神经外科。涂通今在临床中开展的从小脑幕上入路切除听神经瘤、延脑叁叉神经脊髓束切断术以治疗叁叉神经痛、第叁脑室后部脑瘤切除术等，填补了国内空白，开创了我国神经外科的新局面。
1961年翻译了苏联《神经外科手术学》。编审了《实用神经外科学》、《野战外科学》，
1984年主持翻译苏联《血管内神经外科学》，引进了脑血管疾病治疗新技术。
1995年主编了《急症神经外科学》。他撰写的学术论文和编译的医学着作，总计在25种以上。
1964年晋升少将。荣获叁级八一勋章，叁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3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改任副兵团职顾问。他还担任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和《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的副主编，撰写编译了《急症神经外科学》等10本专著。
1995年11月5日，在中华医学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涂通今被授予“对医学科学及学会发展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表彰状。
长征中走出的医学博士
老红军中还有博士。一共三位。他们是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
涂通今，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医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留学前苏联的医学博士，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
情缘
千里姻缘一线牵
1938年12月初，涂通今被派往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特训班”进修深造。在这里，他认识了王黎。
王黎是河南人，1920年生。1937年八九月间，日本侵华战争正处于高潮，在家乡一所中学里读一年级的王黎受进步师生的影响，决心放下书本，参加全民族的救亡运动。开明的父亲带着17岁的她几经辗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告诉她延安生活很苦，她说不怕苦，办事处的人又问想学什么，她已在门外看了招生广告，脱口而出：“学医。”就这样，她与60多名进步青年一起，从西安步行到延安，先入抗大五大队学习，以后被动员到医大学医，分配在已编入学员二大队的药科调剂九期。1939年，党中央为了加强敌后根据地建设，决定调二大队全部和学校部分工作人员到冀察晋根据地工作。可是出发途经黄河时，二大队的调剂九期又奉命返回学校，编入包括“特训班”在内的一大队继续学习。
“特训班”和调剂九期住在一个院子里，朝夕相见。涂通今是大队支部的组织委员，王黎是调剂九期的党小组长，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一起参加生产，一起组织文体活动，渐渐地，王黎热情、能干、坚毅、肯吃苦的身影在涂通今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怎么办?他便利用组织委员的身份经常找王黎谈工作，一谈就是半天。
其实，涂通今在医大是数得着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学员，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又是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严肃稳重，一身正气，王黎早已偷偷地爱上了他。
当时医大的大部分女同志，每到周末和节日都外出跳舞去了，而王黎总是留在家里，她关心涂通今，常把他的衣服拿去洗补，或是趁此空隙拿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求教于他。
一次，趁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的机会，涂通今走到王黎面前，小声问：“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王黎爽快地说：“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涂通今又追问：“个人问题怎么解决?”王黎一愣，脸红到耳根，张了张嘴没出声，转身跑开了。
1941年春，王黎调剂九期毕业，分配到延安刘万家沟留守兵团野战医院药房任司药，涂通今怕她一走就杳无音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特意赶到王黎实习的西河口药厂看她。心有灵犀一点通，两颗相爱的心终于有了归属。1941年5月1日，在美丽的延河边，在神圣的宝塔山下，涂通今和王黎这对热血青年共筑爱巢。次年春，涂通今医大毕业，分配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王黎则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涂柳果。
解放后，涂通今奉命到南昌去兼管一所医学院，王黎放弃了在武汉的事业，带着3个孩子与他同行。到南昌后，地方卫生厅急需人才，向涂通今要人，他只好让王黎去帮忙，结果，涂通今的一句话，王黎就成了没办任何手续的转业军人，直到退休。每当提起这件事，王黎的话语中就有许多遗憾，但却没有半点怨言。
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红军的卫生资料
关于红军卫生工作的资料，大部分在战争年代已经遗失，但是有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的。为此事，专门访问了原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现已离休的高恩显将军。
“这应该u2018归功u2019于当年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总司令陈诚。他当时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缴。不料，他为了搜集红军情报所建立的u2018石叟资料室u2019（陈诚号石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宝贵资料。陈诚晚年在美国定居，去世前将这批资料赠给哈佛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国内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却在上世纪50年代，得知了这批东西的下落，但不知其内容。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的孙女高星在美国读高中时，才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联系上，从一位整理这批资料的美籍华人吴女士那里得到目录，最终得到了其中有关红军卫生方面资料的复印件。”
这批从美国回流的资料，现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我在其中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学员名单上的28人中，找到了“涂通今”这个名字。从《红军卫生学校招考第四期简章》可以看出，当时红军的医学教育以实用为主，相当全面，所列课程如下：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提要、药物学、诊断学、细菌学提要、外国文（日文、德文）、病理学提要、内科学、外科学、卫生勤务、皮肤花柳提要、耳鼻咽喉提要、军队卫生、毒瓦斯预防、眼科提要、法医提要、临床实习。
长征中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
毛泽东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二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重温这段话，我们依然感到震动——没有比它对长征的伟大和艰苦概括得更为准确的了。
长征开始时，涂通今从第九军团八团医生调任兵站医院主治医生。那年他20岁。
涂将军回忆说：“我们红九军团由罗炳辉率领，在长征中处于右后卫位置，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容主力部队掉队的伤病员。遇有敌情时，红军常常要急行军或强行军，有时候一天一夜赶百多里地，体弱掉队的很多。如果发生战斗，还会有大批伤员下来，我们医务人员就要舍生忘死地把伤员抢救下来。”“当时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上世纪30年代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长征中就更是金贵稀缺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我的助手，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姓杨，相当肯干，可爱、听话，开始是肚子疼，行军打仗都忍着，后来肚子越来越大，知道可能是阑尾炎，但是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最后肠穿孔了，眼睁睁看着不行了。到了赤水河边的茅台镇附近，大家流着泪把他埋了，向他默哀。”
长征中最常见的病是什么？
“在苏区时，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总结了四种常见病：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长征时增加了战伤、肺炎、肠伤寒，胃肠病是第一位。长途行军，挨饿受冻，保证部队健康，更显得重要，这是战斗力的直接保证。为了预防和减少疾病，卫生人员还肩负着向部队传授卫生、防病知识的任务。比如我们要告诉部队喝开水而不要喝河沟池塘里的水，没有条件烧开水时也要尽量喝井水。另外，行军打仗全凭一双腿脚，部队打绑腿就是为了避免叮咬划伤、下肢溃烂。根据我们的经验，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作u2018倒脚运动u2019，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疱。所以条件再艰苦，每个班也要背两个盆，一个洗脚，一个烧水。”
“过雪山草地之苦永生难忘”
雪山、草地，埋葬了不知多少红军战士的地方。
过雪山草地，是党中央为了避开敌军的强大势力而作出的艰难抉择。但是在这里，红军虽然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痛苦和牺牲，却并不亚于战斗中的伤亡。对此，涂将军有着切肤之痛。
“雪山海拔在5000米上下，终年积雪，经常刮起七、八级甚至十级以上大风。山上除有少数民族走过的羊肠小道外，根本无路可寻。其实部队上山前已经询问了当地人，选择了最好时机，并有向导引路，还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教育，要求大家做好防护准备，比如用有色棉纱保护眼睛防止雪盲；上山的当天，食足穿暖并带开水；每人准备一根棍子，用于探路或做拐杖；上山时要缓慢行进，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以免陷进雪坑。但即使如此，爬雪山时大家还是感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这实际上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不过，那时不知道这个病。”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索尔兹伯里写道：“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8团卫生所所长。“我们部队是从甘孜出发的，经阿坝到腊子口共走了40多天。草地一望无际，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雨时风时雹，遍地有草无木，除小山坡略干燥外，大都是水草地，行走时只能踏着草丛墩子走，稍一踩偏，就有陷入泥坑的危险。因为空气稀薄缺氧，战士们个个面色如土，所以行军速度放慢下来，即使缓慢行走，也感到十分吃力，呼吸急促，甚至跌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注射强心针或樟脑酒精嗅闻的方法治疗了一些病人。40多天，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缺衣少食，饥寒交迫，许多人倒下就起不来了。我们采集野菜充饥，甚至把皮带、皮鞋烧焦煮熟吃。卫生所有10余人，发给我们一头牦牛驮粮食，等粮食吃完了，我们只好把它杀掉吃了。”
“再苦再累，我们卫生人员的工作也不能稍有马虎。每日到达宿营地后，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给病人看病、换药、发药，包括伤病员烫脚、开饭，我们医务人员也尽力帮他们做。有一次，我们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十几人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了，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休息对我们来说有时真比吃饭还重要。”
“过雪山草地之苦，真是让人永生难忘。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说到这时，涂将军说不下去了，嘴唇颤抖着。在我两次采访中，他第一次流泪了。我知道，他想起了牺牲在长征路上没见到新中国的战友们。
索尔兹伯里眼中的涂通今
1984年，76岁的《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全美作家协会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第五次来到中国，想圆一个多年的梦想——了解长征，走长征路。这位对二十世纪影响人类世界发展的大事件有着特殊兴趣的资深记者，曾经在二战时与埃德加·斯诺同为苏联战场的战地记者，从斯诺口中得知了许多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传奇事迹，多年来未能释怀。那年，他花两个多月的时间，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和妻子一起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主要乘坐吉普车、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那次，他还采访了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涂通今，与原总后卫生部部长孙仪之一起，也接受了索尔兹伯里的采访。
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索尔兹伯里带着一个年轻的助手，与两位中国将军对面相坐。两小时的谈话中，涂通今向他系统地介绍了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后来，索尔兹伯里在他1986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涂通今做了这样的描述：“涂通今医生1984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戴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像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成为独当一面的台柱子
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甘宁边区后，涂通今被调到中央教导师卫生处，先后任直属医院所长和医务主任。在多所医院任职期间，涂通今痛感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还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长征干部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涂通今不以为技术工作不足道，决心走工农干部知识化的道路。1938年，他走进了革命的最高医学学府——八路军卫生学校，即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从此迈上了人生更广阔的舞台。
1942年，涂通今被分配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在这里的三年，涂通今完成了从部队一般医生向外科专科医生的转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涂通今逐渐成为我军医务工作独当一面的台柱子。1943年，他在延安创造性地用三周时间为1500名战士集体灭疥；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东北松江军区卫生部长、东北民主联军东线卫生部部长、东北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接管伪满医院，培养医务干部，创建军区医校，为大兵团作战培养了许多医务工作者。辽沈战役中，他指挥部署了六万多名伤员的救治，保证了70%的归队率。由于工作出色，他于1949年初被派往西柏坡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
留学苏联成为红军博士
1951年，国家派200名学生赴苏联留学，其中医学30名，全是研究生，每人攻读一个专业。涂通今的任务是学习神经外科，为归国后创建我国神经外科作准备。与涂通今同往的红军干部还有钱信忠（今年94岁，曾任我国卫生部部长）、潘世征（1961年去世前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们分别学习保健组织和普通外科。
在苏联莫斯科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当涂通今被介绍说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有人还呼唤着毛泽东的名字。涂通今深感自豪。
但是，神经外科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涂通今同样没有退缩，他凭着刻苦、凭着经验、凭着长征精神，边实践边上课，出色地完成了神经生理、神经内外科及神经解剖学学业，还掌握了流利的俄语。1955年7月，涂通今的学位论文《三叉神经节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答辩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上全票通过，他由此获得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当年他41岁。
回国后，涂通今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创建了全军神经外科训练中心。此后，涂通今以一个神经外科专家和教育家的身份为我国我军的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先后任四医大副校长、校长、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从一般部队医生，到多发病常见病医生，到外科医生，再到神经外科专家，涂通今成就了他的事业历程；从乡村娃娃，到红军战士，到我军干部，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通今完成了他的信仰轨迹。正如一副庆祝他九十大寿的对联所说：“涂谋大业红军博士救死扶伤功德誉天下，通今博古军校师长辛勤耕耘桃李满中华”。
功勋荣誉
1964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曾荣获叁级八一勋章,叁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著述
翻译苏联著：《神经外科手术学》编审：《实用神经外科学》、《野战外科学》
主持翻译苏联：《血管内神经外科学》
主编：《急症神经外科学》
副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
撰写编译：《急症神经外科学》撰写编译了等10本专著。撰写的学术论文和编译的医学着作。
爱心
支援灾区和捐助“希望工程”。
1996年，涂通今家乡遭受水灾，王黎拿出原本要买按摩器的钱，又从生活费中拿了些，凑了1000元钱寄给了灾区。
不久，他们听说长汀县一所小学的学生们非常清苦，又捐赠3000元，
为长汀县一所小学建起了“希望书库”，同时，又给家乡老区促进会寄去了600元。
1999年底回闽西，老俩口看到长汀一所小学设施简陋，掏出身上仅有的1000元钱捐赠给学校，钱虽然不多，却是两位老人的拳拳爱心。
回声
涂校长是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在医学教育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忠诚（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神经外科专家）
涂老是我军卫生战线上一位难能可贵的人物，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范，是人民军医又红又专的楷模。
——陆增祺（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助理兼卫生部长）
奉献育新人，桃李布三军。——陈敏章（原卫生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