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 – 生平概述
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
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
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1938年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崇山峻岭到达昆明。蒋梦麟到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9年。
1964年病逝于台北。
蒋梦麟 – 为与不为
蒋梦麟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联大的“不为”,则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强强联合”,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合作的一个缩影。 蒋梦麟,从1919年代蔡元培掌印北大,到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再到1937年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而成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这番书写浓墨重彩。
“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蒋梦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蒋梦麟11岁。这是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也是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20多年后,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南下。骑虎难下之际,蔡元培采纳其同乡,时任北京医专校长
的汤尔和的建议,让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先返京代其掌校。蒋梦麟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9月,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此时蒋梦麟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自费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最后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离美回国。
蔡元培认为绍兴中西学堂主要人物有四:马用锡、杜亚泉、蒋炳、胡道南。1900年,杜亚泉因在校中与蔡元培一起传播新思想,与校董会发生冲突,与蔡同时离开中西学堂。
到了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彼时,蒋梦麟已经有了在“新思想”上的新伙伴——在哥大期间,考取庚款赴美的胡适也在此求学,他们都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蒋梦麟与胡适私交甚笃,在后来蒋梦麟主政北大期间,胡适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这种思想反映在他日后在北大的学科布局。
上世纪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务,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评议会”与“选科制”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蔡元培离京,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攻中疲于应付,深知蔡元培与蒋梦麟关系非同寻常,致函蒋梦麟劝驾。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是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此时只是蔡的影子。
当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然而,就是这个“按印子”的人,从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经历过五四辞职风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张“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评议会为北大首创。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西南联大历史30多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就认为,西南联大不能说是“空前”,因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响,也受到清华、南开的影响。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个性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论当年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接影响之一,而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这批杜威门生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辞旧聘新”与民主意识
1930年,蒋梦麟受蒋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经过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此时的北大已经是一个“烂
摊子”。
由于经费拮据,教授四处兼课,往往一人每周兼课到40小时。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名气大,在五个大学有兼职,钱钟书就是他在清华兼课时的学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形容那段时间“教授根本就没有心思教书,比早几年下海还厉害。”
蔡元培曾经倡导的评议会,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谋私利的地方。为了自己的“饭碗”稳定,评议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重掌北大的蒋梦麟,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最大的变化在于,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来,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的权限有所增强。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曾经一手创办的评议会被取消,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同时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
蒋梦麟上任,曾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请新人,你们去做”。 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
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再加上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蒋梦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评为“门户之见”,甚至“独裁”。
“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蒋梦麟得以聘请最好的教授。他主持北大后第一次聘请的研究教授共15人,理学院包括丁文江、李四光等8人,文学院包括周作人、徐志摩等5人,法学院包括刘志易等2人。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马勇说,“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中国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蒋梦麟 – 与陈独秀的交往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蒋梦麟 –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18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毛泽东带了23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长辛店、保定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尽管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短暂得如同一道闪电,但这道闪电却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那么,是谁把他安排在李大钊手下的呢?这个人便是宁波人蒋梦麟。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蒋梦麟 – 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自五四运动后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1946年正式离开北大,除了中间有几年短暂的离开外,蒋梦麟在北大前后2
0余年,占北大百年历史五分之一强,是到目前为止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当年中国,有两个“蒋校长”,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条资料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蒋校长”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在长时期主持北大的过程中,蒋梦麟对北大的未来自然有很高的期待,他理想中的北大并不一定像今天这样的北大规模庞大,无所不有,而恰恰没有自己的特色。蒋梦麟在主持北大的第二年即1920年就提出北大的目标不能满足于“国内一流”,而是应该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强调学校要将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实验室加以提升,为师生提供良好的试验条件。更重要的是,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有的发明,且要自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庶几根基巩固,可以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竞争。
蒋梦麟 – 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1926年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段祺瑞下野,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住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状态,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稍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作为研究教育的专家,蒋梦麟素来重视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时随地扩充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人物。根据这些原则,蒋梦麟当然格外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总是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有深造的机会。
1911年之前,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四所,1916年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86所。为了鼓励国人重视教育,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规定单设一科的学校也可称为某科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此后,国立大学既有增加,私立大学更是大幅度的扩容,一时间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兴旺时期的股份公司。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缓解青年学生的升学压力固然有好处,然而由于大学增幅太快,合格教师不多,教育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内部管理混乱,大学成为一些不良者谋财的工具,贻害无穷。
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蒋梦麟 – 娶亡友之妻
蒋梦麟原配为乡下女子,生有子女三人,后来与蒋梦麟一起生活的蒋燕华就是原配所生。后来,他要娶陶曾谷时,颇遭非议,于是他请当时最负盛名的胡适来证婚,想堵住别人的嘴巴。但胡太太站在蒋梦麟原配这一边,她反对胡适去给他证婚,认为蒋梦麟因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有亏于道德。胡适告诉他太太说,蒋梦麟既是我的校长,又是我多年的好友,是非去不可的,执拗的胡太太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后来胡适还是从后头爬窗出去给蒋梦麟证婚。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之博士做证婚人。而陶曾谷正是蒋梦麟挚友高仁山的未亡人。
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5年春,高仁山他与好友陈翰笙(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就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 蒋梦麟和高仁山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1927年9月28日,高仁山遭张作霖逮捕。次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 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 二曰橡皮膏药, 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 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蒋梦麟的这番感悟,显然是和原配夫人结婚、分居、离异,又和陶曾谷的相处相恋得出的感悟吧。
1936年, 蒋梦麟,陶曾谷在婚礼上, 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是发自肺腑之言,理解他、赏识他的朋友传之为佳话。
一九五八年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蒋梦麟非常寂寞。1960年,通过媒人的介绍,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他认识了徐贤乐,并对她一见钟情,时年已经七十五岁了。而徐贤乐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
徐贤乐是什么样的人?竟使前北大校长如此着迷。徐贤乐身出名门。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
保,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徐家保共有五子四女,徐贤乐因为是徐家幺女,在家中备受宠爱,人又长得非常漂亮。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同事叫部花,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从大学毕业后追求者就相当多。后来与驻苏大使杨杰在重庆结婚,但在结婚七个月后,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以离婚收场。
徐初时有些犹豫,但蒋热情似火,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说:“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绉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缠绵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在病榻上的胡适获释蒋梦麟要与徐贤乐结婚时,大为惊讶,便去长信阻拦蒋再婚。信中说:……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按:指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按:指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蒋梦麟自知再婚反对者众,甚至连蒋夫人宋美龄都反对,他没想到反对队伍中也有老友一份,所以在阅信后极为不快,甚至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蒋在众人的反对声中秘密婚礼。
在两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婚变搞得满城风雨,蒋梦麟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鼓起勇气与徐贤乐女士结婚,希望再有一个幸福的家,来帮助我的事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的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纠正错误。”
后蒋、徐两人打起了近一年的离婚官司,最后双方协议离婚。近八十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四个多月后,蒋梦麟病逝于台北。一代人物,落寞而终。一代自由主义教育家晚年的婚姻如此波折,令人不得不感到悲哀。而他由于未能听从至交大学者胡适的劝告而走上这段弯路,无法走到最后,又令人不得不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