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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市场，《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合力拿到了超过50亿元票房成绩，前两部电影作品，更是冲到了国内累计票房榜的第9和第11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三部献礼影片中，有两部是由香港导演执导完成的，分别是曾执导过《无间道》而蜚声海内外的刘伟强（《中国机长》）和以“飞碟帽四部曲”为人所知的李仁港（《攀登者》）。
将目光放远一些，国内票房冠军《战狼2》的导演吴京，曾在香港影视圈打拼多年；执导过《红海行动》的香港导演林超贤，将在2020年贺岁档奉上新作《紧急救援》；
虽然那部《新喜剧之王》并未引起观众的共鸣，但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依然排行内地票房榜第七名；香港导演陈可辛的大作《中国女排》也宣布定档大年初一，成为2020年贺岁档最值得期待的电影之一。
熟悉商业规则和拍摄规律，以敬业、不超支、高效率见长的香港导演备受青睐，成为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中坚力量，将献礼影片交给香港导演、走市场化路径，与其说是电影市场成熟商业运作的产物，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相对来说，港产片的境遇可就没有那么“好”了。
都说2019年是港产电影大丰收之年，拜2018年的《无双》票房破新高所赐，从挤入今年贺岁档的《廉政风云》算起，《反贪风暴4》、《扫毒2》、《追龙2》、《使徒行者2》、《沉默的证人》等作品票房表现还不错。
在各类大片中轮番出场的古天乐，领衔正在热映的《犯罪现场》，然后就是《明日战记》、《催眠裁决》和《叶问4》等电影。
不过，即便集齐了刘德华、古天乐的《扫毒2》，创造港产片国内电影票房新纪录，但也不过是停在了12.97亿元，位列《芳华》（14.22亿）、《夏洛特烦恼》（14.41亿）等国产电影之后。
这几年，能够叫好又叫座的港产片，已经被特指为那些主要以老面孔、动作戏和悬疑成分充当卖点的商业动作大片，并不是港产片拍不出其他类型片，而是国内观众就好这口。
去年年底，由国内观众最喜欢的“劳模”古天乐主演的港产喜剧片《家和万事惊》好不容易上映了，也不过是拿到了3200多万票房成绩；香港金像奖的几部获奖影片类型也很丰富，但能够在内地上映、能卖得出票的却屈指可数。
或许，很多70后、80后还对港产片充满别样的情怀，对香港明星大腕和港岛娱乐圈的是是非非还印象深刻，但看着国内流量明星、仙女小生长大的那些更年轻的观众，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之后，港产片等同于动作片的刻板印象，就一点点的铸成了。
想当初，香港电影（特指商业电影）在内地的地位很高，可以用引领潮流和垄断市场来形容，以吴宇森、徐克、周星驰、王晶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电影制作标准，产出了数量可观的优质电影作品。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竞争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国内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繁荣，影视制作和产出规模空前，电影市场票房屡创新高，成为连好莱坞都不敢忽视的巨大市场，再看本港那点可怜的票房，犹如“小巫见大巫”。
于是，从最早的合拍片算起，到后来的香港精英影视人抱团“北上”。大家看到的是众多导演、演员，实际上背后的资本也跟着踏上“北上”之路。
起初，一切尽在掌握，人和钱依然掌握在港方资本和电影人手里，后来，内地的影视公司和资本不甘于总拿“小头”，开始走一条变现更快、效果更直接的“流量变现”、“粉丝经济”模式。
平心而论，流量不过是一种快速获得关注的手段，只是要看掌握流量的人怎么用它。明星看中的是名，名本质上就是一种流量，当流量变现越来越成熟，粉丝经济成为主流，哪怕你演技不错、样貌出众，没有相应的流量造势，也很难长久的红下去。
就拿内地女明星来说，从范冰冰、赵薇那批70后女演员，到后来的杨幂、唐嫣、刘诗诗，再到郑爽、杨紫、关晓彤这批90后，影视界“花旦”轮番登场，流量帮了大忙，影视剧“霸屏”成了主流操作。
这时再看港产片中的主演们，还是刘德华、古天乐、张家辉、梁家辉、吴镇宇这批金像奖影帝的老面孔。从当年的“艳照门”之后，香港影视圈仿佛一下子塌了半边天，本来前景不错的张柏芝等港产女演员应声倒下，再加上港姐造星、歌手造星风光不再，能独挑大梁的后来者逐渐青黄不接。
坐拥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观众的观影水平显著提升，残酷的市场竞争带来了一系列优胜劣汰，香港导演们凭借综合能力把控了商业大片的半壁江山，但“阳盛阴衰”的香港演员队伍和后劲不足的本港影视资本，早已不复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