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氏族略
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该书参阅《元和姓纂》,将姓氏以其起源分为32类,缀以总论,附以四声,并列举姓氏混淆实例13种,旁征博引,考释甚详。尤其是总论13篇,对姓氏作了系统的学术探讨,对中国姓氏源流、氏族分合及世系衍派均有较详尽的论述,在中国姓氏学研究中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凡研讨姓氏文化者均以其为发凡起例之蓝本。流传甚广的《百家姓》一书中,所收504姓,其姓氏源流的分类,均可归入《氏族略》所列32类之中。该书在姓氏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通志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 。全书200卷 ,有帝纪18卷 、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作者郑樵,一生勤于著述,曾几次献书。《通志》为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都有新意。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会通思想,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他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他认为史家应重视实际和学习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识,并用实际的观察来核实史书的记载。他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通志》虽在校雠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达到这样的水平 。《 通志 》现存 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
《通志》作者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 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连缀,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 “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是其自鸣得意之作,认为是“总天下之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对文献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校雠略》,《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上。《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心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校雠略》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包括在内。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通”起来,所谓”会通”,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